他說這些話,是合乎邏輯的。但是,他顯然不了解作為老師的我,靠權位來維護個人安全,那就不是我了。這里面還有一點,我做了院長以后,我又有幸做了上海市中文學科正教授評選委員會的負責人。當時有一些在校長那里通過的名單,到我們這里被集體投票否決,然后由我簽字不通過。因為這件事,我得罪了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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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美麗文筆表現中國文化

　　【從文化苦旅到千禧之旅】

　　記者:從上世紀80年代末期開始,您的《文化苦旅》系列文化散文開始一紙風行。從剛才的談話我們也知道,“苦旅”的念頭由來已久,但我們猜想,您之所以踏上這段尋找中華文明的旅途,一定也有一個更為直接的契機吧。

　　余秋雨:我一直覺得,改革開放有個顯著的好處,就是改變了中國的現實,另一方面,中華民族是一個經歷巨大災難后重新蘇醒的民族,災難使我們感到沉重的屈辱,災難結束后的開放也帶來了思想上的焦慮。

　　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們一直聽到一種質疑的聲音:為什么我們中國人這么落后,外國怎么那么好,由此產生了很多對中華文化方方面面的責難。比如我的好友,已經去世的柏楊先生寫的《丑陋的中國人》,還有龍應臺女士寫的《中國人為什么不生氣》,上溯到魯迅對國民性的剖析,當時給人一種感覺,好像中國的文化問題非常的嚴重。甚至好多人提出,中華民族是第二等民族。當時海內外文化界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以批判為主,那些觀點我局部同意,但基本評價卻不贊成。但是我不會和他們爭論,因為一爭論就亂,而真理從來就不是“越辯越明”的。

　　我對中華文化整體上是熱愛的,我希望通過我盡可能美麗的文筆來表現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的情感,我的文字是有感情的,態度是贊美的、熱愛的,即使對于滅亡的地方我也是非常同情、難過的,絕不是去罵他的。很多人僅僅從散文技巧的角度來研究我的文筆,其實,那種文筆就是我的立場。

　　記者:您是目前海內外最受歡迎的華文作者之一,能否請您概括一下自己多年來寫作的方針?

　　余秋雨:在我動筆之寫《文化苦旅》前,就定下一個十六個字的總體勾畫,那就是:遠祖廢墟,當代愁慮；一己筆觸,世間話語。關于“遠祖廢墟”和“當代愁慮”———這主要是針對“文革”之后的文化焦點,主要在二十世紀的是非得失間徘徊。對此我一直抱有歧見。我覺得我們需要復興的中華文明,應該以偉大的唐代為中樞,前后輻射。甚至再往前推,推到魏晉、秦漢,甚至戰國,應該尋找這個民族曾經有過的最高文化坐標。只有這種坐標,才是世界性的坐標。這不是向古代遁逸,而是對中華民族的再次崛起給予了更高的歷史期許。

　　關于“一己筆觸”和“世間話語”———文學寫作的基座是個體生命。沒有個體的集體,是一種紙扎的龐大、空洞的合唱、虛假的一致,這是我們在“文革”時期天天忍無可忍的精神磨難。因此我一早就決定,從語言風格、選擇標準、觀察視角、思考方式、情感走向全然都是個性化的。我爭取在文章中化解“學術硬塊”,努力與不同文化、不同住地、不同年齡、不同背景的讀者產生心靈溝通。事實證明,只要有這種誠懇,而且用不懈的努力來保持這種誠懇,就一定能達到目的。

　　記者:現在回過頭來,您怎么看待1999年鳳凰衛視邀您參與的“千禧之旅”?您用了3個月的時間穿越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例如巴基斯坦、以色列,每天要做電視直播、還要寫作,這使得您的《千年一嘆》和以往的作品呈現出一種完全不同的書面感覺。

　　余秋雨:“千禧之旅”的意義太重大了。我們要走的這一路,正好是所有文明古國的集中地,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是去踏訪人類祖先的全部輝煌。鳳凰衛視最初是希望我參與其中一段,但沒想到我不僅答應,而且還是全程參與。

　　我們每天不知道在哪里吃飯、在哪里睡覺,不能有一天生病,連咳嗽都不可以。事實上,整個“千禧之旅”最具有挑戰性的還是嚴酷復雜的國際政治環境。僅僅走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我們已覺得每一步都充滿了危險。旅館門口有安檢設備,街口的垃圾筒每隔一會兒就有人來翻看有沒有炸彈,過任何一個關口都要花費六七個小時,還要舉手宣誓,大聲表示自己沒有帶槍支武器……在巴基斯坦,我們走了一段世界上最不能夜間行走的路。一路都是黑影、槍聲、宵禁,在這種情況下,我每天都要在剛剛能喘一口氣的時候就見縫插針,既主持電視節目,又寫日記發給世界各地的華文報紙,幾乎很少有睡眠的時間。完全沒有時間看第二遍,更不可能鍛字煉句,你讀過《千年一嘆》就會發現,里面的使命、知識、學問,連同文筆、修辭、節奏,全都是一種即時迸發的感覺,我稱之為“懸崖邊上的寫作狀態”。即便可能有差錯或陋筆,也是來自于生命直覺的真實和寫作環境的真實,比躲在書房里引經據典、反復修改而得到的所謂“準確”,珍貴多了。

　　記者:給我印象非常深的是,一個是您對各大文明古國沒落的分析,還有一個,就是沿途反駁“中國威脅論”。

　　余秋雨:“千禧之旅”給我的第一番教育是有關古老文明的中斷。它給我的更重要的教育是有關軍事遠征對文明的葬送。我在作這些思考時,仍然以中國作對比。中國歷史上戰爭不少,但大多是內部爭權奪利或邊關防守進退,幾乎不作跨國遠征。中國在它的大部分歷史時期,沒有建立侵略性的政權。萬里長城是中華文明的象征,一看就明白,那是防御性而不是進攻性的標志。鄭和下西洋比哥倫布早,卻始終沒有像哥倫布那樣對大洋彼岸產生領土要求,這些都是明證。

　　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西征,似乎是例外。但我們也應該看到,中國偉大的哲學家、倫理家的和平主義影響,使他的向外擴張受到約束。中國文明的形成盡管比埃及、美索不達米亞或印度河流域晚得多,但仍然是現存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它之所以能長期存在,在外部關系上的原因一方面是地理阻隔,另一方面是精耕細作、季節輪回的農耕生態,由此決定了它不會過度熱衷于對其他文明的軍事遠征,從而避免了遠征即是自殺、被征服即是毀滅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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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后代人的精神負擔

　　【“電視知識分子”與十年罵名】

　　記者:從“千禧之旅”之后,您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電視屏幕上,比如《秋雨時分》,還有為央視的電視青年歌手大獎賽擔任評委。曾經有雜志將您評為“中國電視知識分子第一人”,在您之后,央視“百家講壇”又出現了于丹、易中天等“電視學者明星”,您自己怎么看待這個稱呼?

　　余秋雨:首先,我要申明,我不希望自己被劃分為某種流派或者群體當中去,我一向獨來獨往,從不從屬于任何一個小圈子、小團體。至于你提到的這個電視和知識分子的結合問題,我覺得電視只是一種傳播媒介,借助電視表達自己的學術觀點,擴大影響力,這沒有什么問題。而且電視也不是最新鮮的載體了啊,如今網絡這么發達,所謂“網絡知識分子”不是也出來了么?再把焦點放在知識分子是不是該上電視上面,就好比幾十年前人們爭論魯迅、胡適的文章該不該上報紙的副刊版面一樣,是不是太過時了點呢?

　　記者:您曾在訪談中說,不希望自己留下什么,減少后代人的精神負擔,這和您多次登上電視傳道授業的形象似乎有些矛盾。這是不是受到了儒家文化中強調知識分子“有所為”的影響?

　　余秋雨:我出現在電視上的次數比較多,這并非完全是我個人的意愿,很多時候是觀眾的選擇。我上電視,與儒家關系不大,更多地受到從啟蒙主義時期開始時法國、德國知識分子的影響。他們集“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這三者于一身,成了完整型的知識分子。我的講述,主要是“做減法”,而不是“做加法”。包括我在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和國會圖書館演講,主要也是要剝除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累贅而又臃腫的誤解,直取簡要本質。因此,我的“傳道授業”,與“減少后代人的精神負擔”,是完全一致的,并不矛盾。

　　記者:您的專欄《秋雨時分》,講解中華文化,受到了極大的關注。您是如何看待“國學熱”、“經典熱”的呢?和80年代的“尋根熱”有何不同?對文化遺產,您曾經說,我們正在犯著一種“將歷史遺產供奉起來”的毛病。這句話引起了很大爭議。

　　余秋雨:對古代經典做一點普及工作當然也不壞。我所倡導的,從古代尋找這個民族曾經有過的最高文化坐標,不等于強要二千多年前的古人來構建二十一世紀世界大國的精神支柱。真正有力量、能持續的,一定是有待于創建的當代哲學。“國學”的說法我不反對,但我自己不會用,因為我不喜歡在文化概念上加一個政治概念,也不知道這個“國”的界線在哪里。我不贊成把京劇說成“國劇”,把水墨畫說成“國畫”,把傳統音樂說成是“國樂”,把中山裝說成是“國服”……文化就是文化,當然有民族特點,卻也不能刻意地劃界立疆。

　　我認為,和今天的“傳統熱”比起來,“尋根文學”更誠懇、更認真一點,盡管我也不太喜歡。當時的“尋根”有悲劇色彩,今天的熱潮是喜劇的歡慶。真正的深刻,是悲、喜的交融。

　　記者:無論是您的書也好,演講也好,總是引來很多人為您“挑刺”、“糾錯”。您多年擔任青歌賽評委,怎么看待比賽期間外界對您的各種評價?

　　余秋雨:我必須指出,這些年針對我學術上的批評也好、挑錯也罷,絕大多數是沒有根據的。有些人以為我不過是講些簡單的知識,其實不是,我有時候會講一些非常前沿的、尖銳得連文化界都不一定能接受的觀點。你硬講這個是錯的,那個是不對的,就像奧運會入場的時候,說中國教練鞋帶的顏色有一點問題,或者說發型上有點什么,你完全把比賽忘了,把開幕式的盛況忘了,這比本末倒置還嚴重得多。因為你說的問題,連“末”都提不上,因為它是偽造的。

　　記者:聽說最近您一直在對過去的文章進行回顧和整理,那么您現在對“中華文明是什么”這個問題是否產生了最新的理解?

　　余秋雨:我反而覺得今年的汶川大地震對我的文化觀念作了一個很好的總結。臺灣學者南方朔先生,在電視上和我有過這樣一段對話,我很贊許他的一句話。他說:“汶川大地震時,我每天都坐在電視機前,熱淚盈眶,但是在文化上使我們安慰。”他指的是什么?是中華文化長久地被世界所遮掩了,被曲解了,但是汶川大地震顯示了中華文化底層的東西———中華民族的起點是和集體的善良有關。中華文明比起其他古國的文明,最大的優勢就是它數千年來的延續性。文明為什么能夠長時間地延續?因為它有更多的集體主義的善作為內核和支撐。汶川大地震發生時,所有的災民都沒有經過什么動員,老百姓自發地進行互助互救,那么多志愿者自發奔赴災區,那么多中國人自發組織哀悼,這些令全世界人都感動的事情,完全沒有作秀的成分。面對災難所表現出來的大愛和救助能力,中國人一點兒也不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差。中華文化的起點是“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然后是孔子說的“仁者愛仁”,還有墨子說的“兼愛”、“利公”。這些概念可能會在實際生活中給冷卻了、遺忘了,但是它一定還存在。

　　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成為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奧運之后的中國的和平崛起形象一再被人們所提及,您對此怎么看?

　　余秋雨:“崛起很好”,中國歷史上對于遠征的興趣是不大的,儒、釋、道三家都是比較熱愛和平的。歷史上國內多次戰爭的原因是期盼一個和平的盛世。現在世界上有紛爭的時候,中國都會成為調節者,像六方會談。我覺得這個很好。

　　奧運當然也是改革開放成就的一次大檢閱,它讓中國文化和中華文明一下子出現在世界面前,世界可能有點不適應,但這是中華文明和中國人應該獲得的地位。奧運會讓很多外國人通過電視看到比較真實的中國,是一件好事。我認為,奧運對世界沖擊最大的,一是中國的組織能力,二是志愿者的笑容傳達出中國下一代迷人的精神氣質。這比得多少金牌重要得多。一方面我覺得我們揚眉吐氣,從容不迫地向全世界進行自我展示；另一方面我們還不能趾高氣揚,我們還有很多問題,必須保持清醒。同時,我們如果能夠擺脫套話式宣傳,從人類共同的終極價值上,以“止于至善”等等第一等級的精神追求上來闡述中華文化,一定能感動更多的國際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