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搬到大陸新村，不僅是內山給找的房子，用的也是內山書店職工的名義。他住在半租界，周圍有不少住戶是日本人。抗戰前夕，他又想搬離日本人的勢力范圍，要到法租界去找房子。這是為什么？實際上，在蔣介石反動統治下，魯迅過著半地下的生活。魯迅對反動統治者的迫害，既不掉以輕心，也不畏懼退縮。租界離反動當局相對遠一些。

　　1926年“三·一八”慘案之后，段祺瑞政府發出“通緝令”，傳說魯迅也是他們要迫害的對象。北方的政治環境十分險惡。廈門大學請魯迅去講學，魯迅接受邀請，南下赴任，后來輾轉到了上海。“四·一二”后，蔣介石政府也發了“通緝令”，內山見魯迅經常外出活動，便擔心地說：“先生，危險哪，暫時躲一躲怎么樣？”魯迅的回答是：“不，不要緊的，如果真的要捉，就不下通緝令啦什么的了。”在魯迅看來，發通緝令“就是說，有點討厭，別給我開口——是那么一回事”。

　　魯迅當然還要開口，所以反動派不會罷休。1933年反動政府暗殺“民權保障同盟”的楊杏佛，魯迅也在黑名單中。楊杏佛大殮時，很多人勸魯迅不要去，魯迅毅然前往，并把鑰匙交給許廣平，表示準備遇害，不能回來了。反動派不是不想殺害魯迅，也不是打聽不到魯迅的行蹤。真要下手，租界、半租界都擋不住的。他們是不敢，魯迅在民眾與世界文壇的影響太大！

　　魯迅是不愿作無謂的犧牲的。青年魯迅在日本時，光復會曾派他回國刺殺一清朝大員，鑒于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不成，反被剖腹挖心，魯迅對此行動有懷疑，終未成行。“三·一八”事件，魯迅堅決支持學生，但他不贊成游行請愿，認為這是沒用的。那天許廣平把抄好的文稿給魯迅送去后，轉身就要走。魯迅問：“為什么這樣匆促？”許廣平說：“要去請愿。”魯迅就說：“請愿請愿，天天請愿，我還有些東西等著要抄呢。”許廣平只得留下來抄寫，到十時多有人來報信，說段執政命令軍警向群眾掃射，劉和珍等就是此時遇難的。許廣平如不被魯迅留住，會有什么后果也真難說。

　　所以魯迅在上海事事處處小心，和許廣平一起外出時，甚至于讓許與他分開走在馬路的兩邊，以免特務下黑手時兩人同時受害。一個拿筆的作家被拿槍的當局逼迫到時時防備被害，這是什么世道？

　　在上海期間，魯迅好幾次為免遭不測而離家避難。查魯迅日記，住北川公寓時四次舉家避難。住大陸新村時，參加楊杏佛吊唁活動后，在內山家避難約一周。1934年8月23日至9月18日因內山書店二職員從事進步活動被捕，內山怕牽連魯迅，又讓魯到他家暫住。

　　在相對安寧些的日子，魯迅的寓所也是別的受追捕的革命者的避難地。魯迅對瞿秋白的保護，瞿秋白對魯迅的信任，兩人以文會友，患難與共，肝膽相照，不僅在中國現代革命史與文學史上，如果要編一部文人交往關系史，也堪稱楷模。

　　瞿秋白是反動派千方百計要追捕的共產黨領導人，他在上海的行動是絕對秘密的。瞿秋白夫婦于1932年第一次到北川公寓拜訪魯迅，一見如故。此后，1932年12月與1933年2月，兩次到北川公寓避難。其時，反動政府追蹤甚緊，瞿秋白幾次搬移，魯迅為此寢食不安，多方想法。1933年3月1日日記載：“同內山夫人往東照里看屋。”3月3日又去看一次。這“屋”就是為瞿秋白尋找的。東照里在大陸新村斜對過幾十米遠，此屋也就是十來平方米大小不見陽光的一個亭子間。魯迅是4月份從北川公寓搬到大陸新村的，于是早晚過從甚密。瞿秋白的生活有了一時的安定，從3月5日寫《王道詩話》到4月24日，共寫雜文11篇，其中4月11日一天之中寫了《關于女人》等4篇，可見才思之敏捷。

　　瞿秋白的這些文章(包括后來的一篇《中國文與中國人》)，魯迅作些字句等的小改動，請人謄抄后，以自己使用的筆名寄出去發表，又分別收入《偽自由書》等文集中。在東照里，瞿秋白還編輯了《魯迅雜感集》，他寫的序言，被譽為第一篇用馬克思主義研究魯迅雜文的論文。

　　瞿秋白搬出東照里后，于1933年7月因機關被敵人發現，半夜2時又到魯迅家避難。1934年1月，瞿秋白要去中央革命根據地工作，臨行前與魯迅告別。魯迅特意讓出床鋪給瞿秋白安睡，自己與許廣平睡地鋪。而此別竟成永訣。瞿秋白在福建被捕后，魯迅多方籌資營救，終未成功。瞿秋白犧牲后，魯迅與朋友們編輯他的譯著集《海上述林》，出版者署名“諸夏懷霜社”，霜者，秋白也。

　　魯迅曾書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贈瞿秋白，他們的情誼之深可見一斑。

　　(夏康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