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勛是老一輩革命家，他主政廣東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時間雖然不長，卻正處在歷史大轉折時期。在這樣的歷史關頭，可以說大事、難事、突發事件不斷，如何處理好這些問題，順應和引領歷史潮流，是對高級領導干部能否稱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種考驗。最近出版的《習仲勛主政廣東》一書，披露了一些習仲勛同志處理突發事件的案例。在習仲勛主政廣東期間，他帶領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各項政策，基本完成了撥亂反正的任務；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賦予廣東特殊政策，允許試辦經濟特區，在改革開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顯著成績。

　　●"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義"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廣東發生了群體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風潮。事態之猛烈、之嚴重，是現在的人難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數高達12萬人，逃出的近3萬人。1978年-1979年，全國上下一派經濟復蘇，出現了由亂轉治的早春氣象，而廣東卻發生了如此嚴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關注。這對主政廣東不久的習仲勛來說，是一個重大考驗。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風初起時，習仲勛就輕車簡從，到問題嚴重的寶安考察。他下車伊始，不是先聽各級負責人匯報，而是讓他們陪同到處看看，了解實情。就是在這次考察中，在獨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寶安這邊冷落蕭條，心里感到很難受，就對時任寶安縣委書記的方苞說:解放快30年了，那邊很繁榮，我們這邊卻破破爛爛。正是這種強烈而鮮明的感性認識，讓習仲勛對問題的根源有了明確的判斷:制止群眾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發展經濟，提高群眾生活水平。當前主要問題是舊框框多，許多本來正確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讓搞。他對方苞關于搞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的請示當場拍板:"說辦就辦，不要等"，"只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義。"可以說，這次考察對習仲勛觸動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對改革開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強烈渴望以及發展經濟的緊迫性。這種觸動對于他后來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區反偷渡工作會議上，一些部隊同志認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會主義制度不一致，有對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則認為外逃主要是由于經濟原因。認識的分歧必然影響到行動的統一。在討論中，習仲勛認為:"主要原因是經濟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會把大批農民推到對立面去，這是不對的，要教育，要怪我們沒有教育好農民，要怪我們沒有制定好的政策維護他們的利益。"習仲勛的講話緊緊扣住中央意見的精神，旗幟鮮明又平和講理，讓有不同意見的人容易接受。會議很好地起到了統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為習仲勛對下深入調查研究，情況摸得清，看得準；對上認真貫徹執行中央意見精神，才做到了在紛繁復雜的情況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認識。

　　重大突發性事件往往新發問題多，臨時變化快，光有正確的應對方向和方針還不夠，需要領導干部在執行組織決定的過程中，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效的具體措施，保證正確方針的貫徹落實。同時，在執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難，深入一線，隨時掌握新情況、新動向，保證應對及時得當。習仲勛作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這方面做出了榜樣。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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