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電影《色·戒》近期頗受關注，也讓一位向來有爭議的作家張愛玲再一次走進了公眾視野。喜歡張愛玲的人說，她是民國時代的“臨水照花人”。不喜歡的人卻指責說，在民族淪亡的時候，她不關心抗日；在愛情與正義之間，她選擇了愛情。因此，不管文字如何美麗，張愛玲是不配得到稱許的。請問，對張愛玲的評價是否太過苛刻？她的作品真的只關風花雪月、不顧家國恩仇嗎？

　　———上海常德路 胡金鎖

　　答：據說民國初年京城的茶館里，常有店家對茶客提示：莫談國事，只談風月。可見“國事”與“風月”作為指向相反的兩組概念，早就深深印刻在國人的意識之中。“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天下無道，庶人要議了，奈何卻不讓你議。但可以肯定的是，張愛玲的“只談風月”，與政治的高壓無關。她以《傳奇》、《流言》成名，這兩本書里的作品，不同的人可以作不同角度的劃分和歸類。但從“風月/國事”二分法來看，她的作品怎么也都歸不到“國事”上去。

　　傅雷當年評價張愛玲的小說時說，在那樣一個“低氣壓的時代，水土特別不相宜的地方”，張的出現堪稱“奇跡”。“奇跡”出現的前提，是遠離“國事”。這在他人，比如許多蟄居滬上的新文學作家，或者是一時的韜晦之計，刻意規避的結果。可在張愛玲這里，卻是自然而然的，因為她與政治始終保持距離。事實上，如果沒有外在的壓力，她絕不在小說中談“國事”，即使像《色·戒》這樣似有“國事”影子的小說，她也注定要將其變為一場“風月”。原因無他，張愛玲看人生、觀世界的角度，原本就是非政治的。

　　不過，要是較真說起來，張愛玲的作品，一派“風月”中，也曾飄過“國事”的影子。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中國大陸，她寫《十八春》、《小艾》，里面就有意加了些贊頌“新社會”的內容元素。上世紀五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她寫了兩部長篇，談“國事”的意味就更濃。有意思的是，只談“風月”之時，她受到指責；當她勉力談起“國事”時，似乎更不被容忍。《十八春》、《小艾》因看似有皈依“新社會”之意，而令海外眾多“張迷”感到意外。兩部長篇則一直被一些人視為張愛玲淪陷時期所作所為之外的另一個污點。然而不論《十八春》、《小艾》還是那兩部長篇小說，在張的寫作歷程中都屬意外，更多的是外力作用的結果。也許在嚴格的意義上，不能說張絕對不談“國事”。但在政治的表皮下，她關注的始終是“亂世”中個人命運的沉浮。

　　“風月”并非僅指男女，而是指代個人、世俗生活。用現今流行的術語，不妨說，“風月”即是“個人敘事”，正如“國事”略等于“宏大敘事”。張愛玲之所以大談乃至只談“風月”，一方面是循性之所近，另一方面還是相當自覺的選擇。正因不是無心插柳，因而她談風月而全無理虧之感。她之“有心栽樹”，蓋因于她對“國事/風月”二分法背后的預設本就懷疑。在《自己的文章》中，張愛玲堅持認為：“我發現弄文學向來注重人生飛揚的一面，而忽略人生安穩的一面。其實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強調人生飛揚的一面，多少有點超人的氣質。超人是生在一個時代里的，而人生安穩的一面則有著永恒的意味，雖然這種安穩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時候就要破壞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這是非常個人化的表述，但也不難意會。在張愛玲看來，所謂“飛揚的一面”是人生表面的浮沫，尖利刺耳的喧囂，而“安穩的一面”，即瑣碎的個人敘事，則是人生之常。

　　張愛玲未嘗深究過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然而她的調子與個人主義論述實不無暗合之處。個人主義者堅持個人本位，拒絕對人類社會的有意識設計。張愛玲沒有從政治的角度談論過個人主義，她的個人主義通常也不表現為政治姿態，但毫無疑問，她是個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在她那里，個人跨越國家、民族，直接通向普遍人性。在小說世界里，她不允許國家、民族遮蔽個人。所以，她只談“風月”，或者，偶爾談談人類學。

　　至此，我想我已經澄清了幾個問題：其一，張愛玲確實只談“風月”；其二，她之所以只談“風月”并非不得已，而是完全出于自覺的選擇，背后的支撐是她的世界觀。其實，問題的關鍵不在于談“國事”還是談“風月”。有時，只談“風月”而談得好，也能夠就世界、人生、人性，給讀者以深刻的啟迪。這是個常識。（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 余 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