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昆曲，所有老百姓有這個義務嗎？不一定。有緣分你喜歡它，它就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

　　記者：前一段你表示要自己給自己降一降熱度，我本來理解成：暫時什么也不講了。突然又看到你在電視上講七天昆曲。你有沒有考慮這樣會招來各種各樣的聲音？不過，如果你真的不再講了，可能過一年半載熱度確實會降下來？

　　于丹：現在熱度其實已經降下來了。

　　記者：可現在，在于丹這個品牌之下又弄了一個新的節目……

　　于丹：這不是一碼事。當然有我一以貫之，但我不會認為這是什么品牌，而是我自己一種態度的傳遞，《論語》里面關于知識分子的理想，有四句話我特別喜歡，叫做“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游于藝”。我覺得“志于道”是指必須要有志于天下大道，有一種責任感；個人修養要有一個道德底線，就是“據于德”；“依于仁”，就是你必須要外化，要跟團隊做事，仁愛天下。但這些都不是終點，最后是“游于藝”，重新在藝術境界上完成心智遨游，在我看來其實挺接近莊子的《逍遙游》，一個人怎么樣能夠在他的生命方式上，完成那種心游萬仞的境界？講《論語》、講《莊子》，更多可能是那種“志于道，據于德，依于仁”的東西，但是昆曲在我看來，它是屬于個人生活方式的東西，是一種今天時尚生活中需要的東西。

　　記者：但是無論如何，客觀上看，你這不是降溫，不是又升了一下溫嗎？

　　于丹：我就是做我自己認為應該做的事情，我喜歡這個東西。而且汪老師有這個托付。昆曲其實是一個很小眾的東西，有這個緣分你喜歡它，它就會變成你生活的一部分。不喜歡的話，沒有必要用任何一種價值觀去強迫別人喜歡。

　　講孔子、莊子，我也不是給大家講了多少經典的內容。我其實很清楚，內容不是最主要的，其實我是傳遞了一種態度，提供了一種方式。就是

　　經典不光有學理價值，更重要的是，可以是一種生活理念，用生命去激活它，挖掘對生命有價值的東西，所以，那些特簡單的、特樸素的，能對你有點用處的東西，我就把它給說出來了。

　　我也不覺得昆曲就是需要讓大家去盡力挽救的一個民族的藝術形式。其實對于民眾來講沒有這個義務，說振興昆曲，所有老百姓有這個義務嗎？不一定。

　　為什么稍微有點年齡和閱歷的人比較喜歡瑜伽、太極拳？它們跟健美操的區別并不簡單地在于節奏的快與慢，而在于有生活態度在里面。那種從容的運動，悠閑的節奏里頭，你會完成心理的釋放。面對現在的生活節奏，人總要有一種力量讓你從界定的角色中疏離出來，去營造生活的一種反差。昆曲對我來講就是這么一個東西。

　　露臉不露臉，這不是一個標準，標準是你自己覺得露臉背后的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做，應該做

　　記者：對你來講，這一年來的變化是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還是不自由的東西？

　　于丹：我覺得任何東西都是相輔相成的，一個人的境遇都看你自己在心里怎么樣去評價。

　　記者：我倒有個感覺，你現在說話越發警惕，好像真的做到滴水不漏似的。

　　于丹：無所謂吧。

　　記者：像有些問題你還是很有技巧地躲開了，比如王志讓你評價自己，你就用一個“運動員”不能同時當“裁判員”的說法，沒正面回答。

　　于丹：我確實是這么認為，你是要一直去做事的，你做的事情怎么樣，評價是別人的權利。

　　我參加實踐也不是從現在開始的，所以我并不覺得，這個生活就一定是天壤之別，你就要非常惶惑，覺得我身份變了，人如果抱著那樣的心態是不能繼續做事的。你不可能不做事，心態沉靜下來，把應該做的事情一件一件去做好。如果對外在評價永遠都特別關注———人的精力就那么多，關注外在越多，你自己做事的空間就越小，心就不純。人總是要做你自己認為該做的事。

　　記者：當然了，你最基本的生活的角色，不會也不可能把它扔一邊去，但有些你還是可以決定講還是不講，去還是不去，露臉還是不露臉，還有很多你可以主動把握的東西。

　　于丹：對，人露臉不露臉不重要，各個地方要求講的推掉了多少，商業活動推掉了多少，還有一些奢侈品的大型活動，時尚界的活動推掉的非常多，即使沒有太大商業動機，我也覺得可能離草根太遠了，不是我喜歡的，我都可以拒絕。

　　人在哪兒露臉不露臉，這不是一個標準，標準是你自己覺得露臉背后的這件事情是不是值得做、應該做的。北京臺有一個每天讓人去教幾句英語的節目，它是一個公益性的事情，這個事也需要露臉，但我覺得是應該做的。

　　不要簡單看什么事露臉的頻次多少，或者根本不露臉，這就是區分好和壞嗎？你為什么而露臉？為什么不露臉？判斷標準是應該與不應該。

　　記者：你就不在乎人家說她怎么覺得自己什么都能，昆曲也來摻和，類似這樣的聲音？

　　于丹：因為昆曲我不是從昨天備的課，我聽了30年。現在就是，我講了。我覺得這是一件該做的事，有這個機緣，也是一件我愿意做的事，就這么簡單。我講的就是我的心得。《論語》我也沒說我就作為一個國學專家去講，我的心態一以貫之，從開始到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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