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利用邊疆民族地區空間生態資源豐富的“比較優勢”，努力實現中國式現代化要求的“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和平發展”，我們還有大量深化改革的工作可以做，不要只看現在經濟指標到底是增長了還是減弱了，不要拘泥在這些討論上，要把我們的聰明才智用在對中國與世界都需要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設計上。

　　1月26日，“道中華大講堂”第六講在中交集團開講，我國著名“三農”問題專家溫鐵軍先生在講座上說。

　　內地與邊疆民族地區的產業布局調整

　　我國多樣的地理氣候條件造就了多元文化，但都內在地具有實現生態化和平發展的條件。“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文明思想不僅是實現和平發展的基礎，而且利于形成高質量的包容性發展的新型市場路徑，利于構建多元化的業態體系，使邊疆地區能夠發揮生態多樣性的比較優勢，促進城鄉融合的新型縣域經濟，將生態資源及民族文化資源轉化為“富民資源”，在“多元一統”大框架下實現“共同富裕”。

　　前面說到，我們科研團隊在調查研究中對發展經濟學形成了理論創新，認為邊疆民族地區在舊階段的傳統生產方式下客觀上不具備通過自主積累實現產業升級的能力。但在當前確立“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階段和“一帶一路”的陸權戰略下，則可通過舉國體制，以國家信用賦權的財政、金融體系所形成的重資產投資，作為邊疆民族地區基層單位興邊富民的“無風險資產”帶動民族地區勞動力獲得無風險資本收益的條件下，動員其配套以“資源性資產”投入村級集體經濟做股，同時以縣域平臺公司的杠桿投資撬動在地化的生態環境資源、文化資源、社會資源等資本化，使之成為各民族地區群眾財產性增收的主要來源，提高中等收入群體在總人口中的占比。

　　其一，要以國家投資引導內地優勢產業對邊疆民族地區做好縱向垂直分工，借助國家推進“次區域整合”，形成中國帶動周邊國家“和平發展”的產業梯次布局。在國家政策優惠帶動下，發達地區的主導產業支邊可以在保留核心技術研發及其關鍵部件生產的條件下，依托邊疆民族地區樞紐城市深化配套改革來形成該產業的中間產品的產業集群，再在對周邊鄰國形成產業鏈對下分工及整合的生產條件；進而，則要從而將勞動密集型的最終商品組裝和物流分裝等環節布局在境內外重要節點城市，以此構成對周邊國家的產業引領和市場層級，可為未來通過社會文化教育等配套運作，形成對周邊次區域經濟乃至政治經濟的深度整合做準備。

　　其次，希望注意東部地區和西部地區的時差，利用時空差來形成邊疆民族地區的資本市場融資聚資的能力。上海深圳跟烏魯木齊差兩個小時，跟喀什伊犁差三個小時。可以把上海、深圳的股票交易所的“延時交易”的交易分所放在烏魯木齊。增加這兩個小時的延時交易，上海5點股市收市，在烏魯木齊可以繼續交易到7點，在喀什可以交易到8點甚至9點，資本的流動可以被延時交易，那就實打實的在這兒形成了資本市場的交易量。

　　資本過去偏愛、集中在東部的交易所。若批準“延時交易”安排在西部，則用這種方式吸入東部過剩資本，一定程度上解決邊疆民族地區資本稀缺，同時還可能帶動當地有條件的企業利用分時交易所結合本地“板外交易”上市。總之，如果可以利用延時交易打好時空差，就可以緩解資本過度密集在東部，不向中西部流動的問題。

　　綜上所述，邊疆民族地區的深改要考慮類似制度設計。國家對產業布局的區域差別要做戰略性調整，對資本市場的布局也要利用延時交易這個機會做戰略調整。這樣的深改，才能貫徹“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結合“一帶一路戰略”，才能使得邊疆民族地區在發展上得到必要的宏觀條件，改變過去自主資本積累能力不足的關鍵弱項。

　　上述分析，可以總結為“產業三級跳”，一級是關鍵技術、核心設備的產業競爭高地仍然集中在東部；二級是中間體的生產、零部件的生產、產業的配套生產，大都可以在邊疆民族地區中間節點城市、樞紐城市，比如昆明、南寧、烏魯木齊、貴陽、吉林等地，三級是把最終產品生產放在邊境，如伊犁、喀什、瑞麗、延邊等這些邊境城市。發展跨境貿易。這樣三級跳，不僅能夠穩定住國內邊疆民族地區的向心力，而且在產業資本布局上構成一個緊密的產業鏈結構。

　　同理，在金融資本流動上構建“兩級跳”：用延時交易設分所的方式，使得國內金融資本核心城市也與邊疆民族地區構成一個緊密的利益關系，這樣，邊疆民族地區經濟上的弱勢地位將會明顯改善。

　　政府各部門的發展規劃要“多規合一”

　　前面已經講到，習總書記的兩山思想是自地方主政以來一以貫之的，他指出：山水林田湖是一個生命共同體，人的命脈在田，田的命脈在水，水的命脈在山，山的命脈在土，土的命脈在樹。用途管制和生態修復必須遵循自然規律，如果種樹的只管種樹、治水的只管治水、護田的單純護田，很容易顧此失彼，最終造成生態的系統性破壞。因此，要統籌兼顧、整體施策、多措并舉，全方位、全地域、全過程開展生態文明建設。

　　按照兩山思想推進邊疆民族地區和平發展，要重視“多元一統”中的“統”的功能。

　　其一，從這個貫徹“三全”原則，才能綜合開發的角度來說，我們現在在欠發達地區要認真做到的是縣、鄉、村三級規劃統籌，以及多個部門規劃的“多規合一”。亦即，兩山思想下的發展過程，要有效地形成縣域經濟，只有做到三級統籌+多規合一，邊疆民族地區的發展才能夠有制度優勢。

　　其次，加大國家財政均衡性轉移支付力度，實現所有人民都能夠均衡地享受財政公平性。這就要把專項轉移支付盡可能改變成一般性轉移支付，確保公平正義。無論本地的稅收達到多少，國家財政做轉移支付一定是一般性的為主，要以人均的財政投入量來作為公平財政的標準，無論在山里邊還是沙漠地帶產生多少產值，或者沒有產值可言，也應該得到國家財政轉移支付的公平性待遇。如果邊境地區需要有國人活動，則需在增加財政開支的條件下維護各民族群眾適應此類資源條件的傳統“三生合一”的可持續發展。

　　其三，做到財政公平性之后，接著是要把國家的各項投入，特別是國債支付的投入，部分集中起來用于組建包括并購、重組、投資等多項金融功能的綜合性公司，而不是單一的產業發展。例如，如果做交通基本建設的大型企業只做單一的交通業務，恐怕是很難真正產生綜合收益的，尤其是在邊疆民族地區，要考慮形成帶有綜合金融功能的投資公司，才能對有相關性的設施資產與可以配套的經營性資產做統籌運作，為國家興邊富民和一帶一路戰略的全面實施做出貢獻。

　　激活沉淀資產

　　在做自身業務的同時，要對現有的國家投資已經形成的沉淀資產做兼并重組，使得投資的帶動作用不是簡單的微觀企業的投入產出，而是能夠把過去累積的沉淀資產激活，進一步利用外部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來打包融資，形成對邊疆民族地區資源性資產的外部資金投入形成的撬動作用。當然，這需要有一系列的設計。

　　舉個例子，比如說有個大公司在海南山區投了幾萬畝的黃花梨種植，大家也都知道，黃花梨一株成樹現在的價格大約是200萬，一畝黃花梨現在的產值至少是兩個億，但是要等50年之后才能形成，所以把兩個億的產值除以50年則為200萬，若計入各類風險就不是那么合算。那怎么辦呢？實際上是個如何使遠期預期收益分期變現的問題。

　　怎么把遠期收益變現？要按時間及不同條件下木材蓄積量來拆分價值量，這就變成可以賣不同的期權，就是期貨概念。但公司又不能自己搞期貨，因為現在大部分公司都沒有這些金融功能，那就需要一定實力的公司在做這些項目開發的時候，具有一定的制度設計來形成金融功能，把高附加值農林牧漁業做成類期貨品，以利跟資本化合拍。比如在東北的長白山，現在一般人工種植的大棚人參已經沒前景了。什么還比較寶貴呢？野山參。但野化山參的藥性有作用至少得在山林自然生態條件下生長15年，那這15年就是個類期貨的可分段交易的價值增值概念。

　　山區林區發展需要改造林分結構，比如原來林業作為第一產業的時期主要是搞速生豐產林，現在速生林不值錢了，國內紙業已經靠大量進口紙漿了；客觀上需要改造成康養林、景觀林。康養林除了喬灌草與一定坡降比的水系配置合理，還要有珍貴樹種形成的氣味芳香有芳療、味療的作用。如果沒有做長期投資的公司來投資融資、如果沒有設計出在地化的交易市場有做期貨的功能，簡單地去做產業化開發就很難。所以，落實生態產業化要與“金融供給側改革”結合在各個不同的地區(縣區級)形成一些具有金融功能的投資開發公司，才有可能真正把這些生態資源作為資產活化起來，也才能變成可入賬、可納統的經濟增長。

　　由此可見，還有大量的深化改革的工作，不要只看現在這種適用于舊階段的經濟指標到底是增長還是減弱，不要拘泥在這些討論上，要把我們的聰明才智用在對“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制度設計上。

　　加強資源性資產的開發

　　我們現在的設計實際上通過新型集體經濟把山水田林湖草沙等空間生態資源進行開發。乃至于戈壁灘的陽光、山溝里的蝴蝶和蜻蜓、稻田里的螢火蟲，就都是資源性資產，只不過在過去搞單一產品規模經濟的“農業產業化”的舊階段沒有被開發。

　　如果把一片稻田改造成社會參與式的濕地生態農業園，至少在種養結合上可以改造成稻鴨、草雞、稻蟹、稻鰍、稻魚等多業態共生系統，那就不僅是一個“自然教育”的研學基地，打造了立體循環農業的生態景觀，還能產生土壤和作物的長短期配套的碳匯效應。

　　可見，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派生的各種可做深化改革形成增量收入的地方非常多。只要堅持新理念，就應該把鄉村振興真的當成是我們國家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把生態文明深化改革的工作做細，產生的就是新階段的質量效益型的增長。

　　我在很多地方跟做公司的朋友們交流，他們大都想下鄉。但有些似乎還停留在“單一農業產業化”的舊階段。如果是在新階段，就要先有新理念，搞清楚要去的地方山多高、水多長，也就是海拔多少、水系如何。海拔有什么意義？決定了這地方是否能做優質康養區。我把800公尺以上山區和高原地帶叫做優質康養區，因為屬于冷涼氣候帶，不僅夏天會很涼快，而且作物在800公尺以上因晝夜溫差大，養分沉積的能力遠好于平原地帶。那么，吃這些高海拔作物的動物，包括我們人，生存質量也遠好于在平原地帶。所以將來國家要發展的大康養產業的優質康養帶，就應該是在800公尺以上的山區和高原地帶。需要配套研究的一是水質、土質、空氣質，這三個質量的基本監測；二是得有森林覆蓋率和植被覆蓋率，對應形成的喬灌草體系對康養、休閑、旅游等生命產業配套的多業態；三是本地化的歷史文化知識、社會資源會有什么作用等等。

　　綜上所述，當我們把空間生態資源做成可產業化開發對象的時候，人們應該會發現這里邊有大量值得做的多業態綜合系統開發，所以我們稱之為農業“六產化”。簡言之，生態產業化對應的空間生態資源在鄉村，并且生態資源是以村的地緣邊界為產權邊界的，無論是喬灌草體系還是山水田林湖的自然生命體系，基本上在以村為單位的地盤上。其作為生命體的不可分割的整體性，決定了生態產業化“新階段”需要的微觀主體，應該是符合資源整體性要求的“社會企業”。

　　縣域經濟的重要性

　　因此，中央要求搞“三變改革重構新型集體經濟”。也就是要把這些村域范圍內的資源性資產計價，計入村集體資產。村集體以這些可交易資產來對應著縣這一級建立的平臺公司，可以上下對接做股。

　　例如，浙江現在的深改是突破“農民專業合作社法”不得跨社區的法律限制而在縣級建立專業合作社，其融資功能可以直接對接鄉鎮或對接已經公司化的村集體，既可做融資又可做股權，意味著鄉村的經濟活動都可以被公司記賬納入GDP，過去舊階段不夠規模就不入賬的農村經濟入賬納統，就能夠表現出縣域生態經濟的增長。

　　基層山水田林湖草沙的這些資源性資產價值量很大，但舊階段大都沒有定價，且因屬非標資產而既不可交易，也不可引資，金融機構的資金也不可能投放非標，這都是現在需要深化改革來解決的問題。所以新世紀20年來我們的很多工作集中在縣這一級，幫助縣這級設計深改項目。尤其在近年來縣級財政嚴重虧損、縣域金融卻嚴重過剩的矛盾之下，如何改變過度依賴財政投資的慣性，而把本縣過剩的金融頭寸用在本縣的生態資源價值化發展上……這些深改安排，應該更多地跟國有部門多做交流，使大家理解應該怎么在地方開展與新階段相一致的深改工作，盡可能把脫貧攻堅已經投入下去的沉淀資產活化起來，只有實現在財產關系上與鄉村振興的有效銜接，才能實現中央要求的“把產業留在縣域，讓農民長期分享產業縣域化收益”。這就是中共二十大再度強調的“新型縣域經濟”的核心內涵。

　　我們歸納在各地開展試點的經驗，推出一系列新型縣域經濟的制度設計，可以與領導人提出的“生態資本深化”的要求，結合資本市場的操作經驗，叫做構建縣域生態資本閉環的“三級市場”。

　　2003年中央9部門發出文件，要求各地推進“農村集體產權交易所”，用市場競價交易的方式來完成鄉村大量存在的非標資產的定價。我們近期也在成都總結了紀檢監察部門介入產權交易所實現“應進必進陽光交易”的經驗……總之，所有這些利于落實領導人要求的“生態產品價值化實現”的有效的制度安排，都正在運行和調整之中。

　　在邊疆民族地區，只要認真貫徹中央要求農村的“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農民變股東)重構新型集體經濟，加上各地試點相對有效的縣域的“三級市場”實際操作經驗，就能夠利用“比較優勢”，貫徹領導人提出的“生態產業化和產業生態化”，實現在鄉村最為豐富的空間生態資源的價值化開發，最后實現多元方式的興邊富民。

　　監制｜王翔宇

　　責編｜才麗媛

　　制作｜胡曉蝶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