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和企業都負有推動政府改革的責任，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將社會參與、政治參與轉化為法律參與，通過法律參與推動政府改革，應當是公民和企業履行這一責任的最佳選擇

　　據新華社報道，正在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食品安全法草案，刪除了國家對食品、食品添加劑和食品相關產品實行監管碼制度的規定。在這次審議的法律草案中，食品安全法草案及這一個具體改動原本并非特別重要，但由于食品監管碼制度涉及到企業與政府部門的利益博弈，從而令這個改動顯得非同一般。(《羊城晚報》8月25日)

　　國家質檢總局從2005年4月開始發文推行電子監管碼制度，要求企業在每件產品的包裝上粘貼或打印一個由條形碼和數字編碼組成的電子監管碼，批發商、零售商和消費者可以用電話、手機、短信、互聯網等方式進行查詢，以實現對每件產品的動態跟蹤和驗證真偽。2007年11月，國家質檢總局正式出面，強制推廣由該局信息中心一度參股30%的中信國檢公司經營的“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業務，指定生產企業必須將產品賦碼加入這個電子監管網。此舉招致眾多企業的抵觸，尤以食品和防偽兩個行業反映最為強烈。

　　具體而論，食品、防偽兩個行業的矛頭指向各不相同。許多食品企業反映，電子監管碼未涉及食品生產過程的質量安全控制，不能起到食品安全監管的作用，同時還人為增加了企業的經營成本和消費者的查詢成本。多家防偽企業則認為，國家質檢總局向企業強制推廣其下屬單位參股的“電子監管網”業務，是一種典型的行政壟斷行為。8月1日《反壟斷法》正式實施以來，在短短的十幾天里，先后有3批共8家防偽企業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狀告國家質檢總局向企業強制推廣“中國產品質量電子監管網”業務涉嫌行政壟斷，從而使質檢總局成為《反壟斷法》實施以來的“第一被告”，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如果終審通過的食品安全法刪除了實行監管碼制度的規定，則對國家質檢總局無異于“釜底抽薪”，無論防偽企業提起的行政訴訟最終有什么結果，質檢總局推廣的“電子監管網”業務想必都不能繼續搞下去了。事實上，企業通過行政訴訟促使政府部門改變行政行為，此前已有過成功的先例。去年，河南、貴州、湖北的3家白酒企業狀告商務部，要求法院確認商務部舉行“中國暢銷名酒”、“第六屆中國名酒”評定的行政行為違法。結果沒過多久，商務部就決定“暫停”酒類商品評定活動。

　　在很多情況下，政府部門要改變不當行政行為，都難免需要有外界的推動。外界推動可以有多種形式和渠道，比如人大監督、政協監督、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公民或企業“上書”等等。其中，由公民和企業對政府部門提起行政訴訟，一方面可以對政府部門產生直接的“觸動”，形成一定的社會輿論壓力，令政府部門不得不“接招”。另一方面，行政訴訟是法律行為，能夠將這種“觸動”和社會輿論壓力限制在法律范疇之內，從而也將公民和企業的社會參與、政治參與轉換為法律參與，以有效保證這些參與行為的理性、秩序性與合法性，并為法律參與行為贏得特定的效率和優勢。

　　公民和企業都負有推動政府改革的責任，在依法治國的語境下，將社會參與、政治參與轉化為法律參與，通過法律參與推動政府改革，應當是公民和企業履行這一責任的最佳選擇。(潘洪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