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給全國人民每人分紅1000元�！痹撜f法年初在上海兩會上提出后立即激起千層浪。而今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給國民發(fā)一個相當于43億元人民幣的大“紅包”,即21歲以上國民人均可拿到2000元。隨后香港特區(qū)政府表示要依樣畫葫蘆。此后,我國是否應該仿效,讓全民分享改革成果的說法一直沒有停止。今年兩會上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同樣觀點針鋒相對,眾說不一。該說法到底是“無稽之談”,還是“在表面荒謬之下尋找合理邏輯”呢?

　　正方

　　全國人大代表張育彪 錢落百姓口袋最能體現分享成果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省深圳市龍崗區(qū)南灣街道南嶺村社區(qū)黨委書記、居委會主任張育彪接受采訪時非常明確表示:“我非常贊成這個做法,就是要讓老百姓享受到實實在在改革成果。雖說政府投入醫(yī)療、教育等也是分享改革成果的一種方式,但是這種發(fā)紅包的方式更直接、透明,更可以讓老百姓真正感覺到分享到經濟發(fā)展的成果�！彼�同時指出,如果全國人民每人都一個標準、都分1000元,這是一筆很大的財政支出,這并不是很合適。我國各地經濟發(fā)展水平不一樣,有的地方可能1000元喝喝茶就沒有了,而有的地方幾百元就是很大一個數字,所以執(zhí)行起來可以考慮各地經濟發(fā)展實際情況確定不同的金額。這筆錢中央政府可以出一點,地方政府也可以出一點。

　　全國政協委員劉乃蘭 僅為紀念改革開放30年或許可行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華明集團董事長兼總經理劉乃蘭贊同的方式比較委婉。她表示,如果為了紀念改革開放30年,政府像發(fā)放一種全民紀念幣一樣操作這件事,那么全民分紅倒也不失是一種可行有趣的創(chuàng)新之舉。但她同時指出,這種全民分紅作為一時的娛樂可以,卻無助于長遠問題的根本解決。改革開放30年之后,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兩極分化才是危及當今社會安定和諧的最大隱患。共享中國崛起的成果,關鍵還是推出切實措施來均貧富。她提出,與其為發(fā)1000元錢設計制度配備人員,倒不如選擇更為便捷的途徑,比如取消利息稅等等。

　　反方

　　全國人大代表李永忠 二次分配才能解決一次分配不公平

　　全國人大代表、廣東中人集團建設有限公司監(jiān)事會主席李永忠明確表示反對�！斑@僅僅是一個理想化的想法,既不現實也不具有可操作性”。在他看來,每人是否發(fā)1000元分享改革成果其實還是一個二次分配的問題。第一次分配的時候出現的不合理的現象,就需要二次分配來調節(jié)和解決了�！敖�期物價上漲對低收入者的影響是比較大的,單純增加1000元并不能解決問題,只有真正合理的二次分配才能真正幫助低收入人群�！�

　　全國政協委員潘慶林 未來三五十年都很難實現全民分紅

　　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僑聯副主席潘慶林表示,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差異比較大,居民收入差距也在增加。在這樣的前提下,搞絕對平均主義的分配是沒有必要的,應該把錢用到更需要扶助的弱勢群體身上。此外,13億人不是一個小數字,這么大的基數要是真的每人發(fā)一個紅包非常費時費力。歸根到底,中國目前還沒有發(fā)展到香港和新加坡那樣,也許在未來的某一天,老百姓能夠收到來自政府的紅利,但在有限的30到50年內,還很難出現這種情況。

　　全國政協委員黃澤民 中國崛起尚未完成有很多問題花錢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中央常委、華東師范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黃澤民表示,這種全民分紅的設想對于現在的中國來說頗為“無厘頭”,因而持不容置疑的反對態(tài)度。他說,像新加坡和香港這種地域比較狹小、人口比較可控的國家和地區(qū),全民分紅作為國家“公司化”管理的一種體現,并不荒謬也很可行,但實效如何尚待觀察。而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崛起過程并未完成,面臨著更尖銳、更急迫的問題。中央財政收入雖然已經堪稱豐厚,但如何防止中國經濟硬著陸,如何讓低收入人群在更持續(xù)地獲得保障關愛,都是財政投入的“無底洞”。

　　他山之石

　　2008年2月7日,美國參眾兩院通過1680億刺激經濟法案,2月13日,布什簽字使退稅法案正式生效。這一法案意味著:單身納稅人將享受一次性退稅600美元,夫妻加倍,兒童每人補助300美元,不需要納稅的低收入者包括靠社會保險退休金生活的老人和退伍殘障軍人也可獲得退稅300美元。

　　2008年2月15日,農歷新年剛過,新加坡宣布去年新加坡財政盈余達64億新元(約合人民幣320億元),創(chuàng)下1994年以來最高紀錄。因此,新加坡政府決定從中撥出18億新元(約合人民幣90億元)還富于民,新加坡人口約為450萬,18億新元攤到每個人頭上就是400新元(約合人民幣2000元)。香港隨即表示將效仿。

　　專家眼

　　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李杰 盲目全民分紅是政府功能的錯位

　　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李杰明確表示反對這種全民發(fā)紅包的建議。他表示,政府對于公眾而言是一種“秩序守望者”、“公平守護神”,公眾對于它的期望值很高。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政府行為都是一個政治過程都有一個成本收益的問題。如果說政府手中的資源是無限的,那么它就可以以樂善好施的形象出現,無限度地提供公共產品和財富。但是現實情況是,政府并不能無限制地擁有資源和財富,它必須通過稅收等手段積累錢然后再把這些錢進行新的分配。

　　政府花錢的地方主要是用于最需要用錢的對象,用于公共服務體系,即使用于公共服務體系也是必須強調先從最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做起。舉個例子,心臟搭橋手術的效果大家都可以看到,也有很多人確實需要,那么這個疾病可能納入了基礎的醫(yī)療保障體系,但是如果是一些疑難雜癥就不可能了,政府的財力不可能支持那么多。從這個角度來說,要求政府給每個人都發(fā)1000元是沒有道理的。

　　而為什么新加坡可以全面都發(fā)紅包呢?對此,李杰指出,這里單純的對比是沒有意義的,首先新加坡人口沒有那么多,其次新加坡是一個法制程度比較高的國家,政府對于財政行為管理得相當科學,他們全民發(fā)紅包僅僅是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標準提高的一個表現,是一個原有基礎上的增量而已。如果說新加坡政府對于一些特別需要花錢的、特別需要幫助的人群的基本保障都沒有做好就全民發(fā)紅包,這樣不但不是分享經濟發(fā)展成果而是政府功能的錯位。(沈昀 王雨吟 郭芳 陳楓 李焱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