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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見退保潮,又見這讓人憂傷的一幕:天剛放亮,近百人緊緊地擠在一起,排在社;鸱⻊罩行拇髲d的門口,這些深圳打工者都是來辦理退保的。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自從服務大廳2003年開始辦公以來,每年春節前這里都會聚集如同潮水一般前來退保的農民工,曾經發號達到4000多人一天。
這不只是農民工的目光短淺,更不是因為未肯居安思危。不能轉移的養老保險制度對農民工來講,很難起到養老保險應有的作用;而退保只能退個人賬戶而不能退共濟基金的現實,又反過來助長了地方追求當地小利益,對退保大開綠燈。
一個社保轉移之難,其實正是種種公共政策之痛的反映。首先是詬病已久的戶籍問題,其背后城鄉隔閡以及國民自由流動的問題。還有地區間與個人之間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收入的差距,也必然導致了社;鶖档牟罹唷I钲谑械酿B老保險相對較高,如果各地都可以隨意轉移的話,深圳的養老保險制度會承受不了。當然與此同時,也導致了地區間政策以及利益壁壘的問題。在社保體系上的各自為政,拒絕流轉,那么隨之而來的地方利益是多大呢?以深圳為例,最保守的估計,“一年里退保的人就把8億多元貢獻給了地方社保!
每一種遲遲不肯歸的公民權益,其實也都處于“一損俱損”的狀態。因此如果說上述中國社會癥候群有一根深切的線索的話,那便是權益的缺失。這是不能自主的生存與流轉,更是無法保障的命運與前程!安恢\全局者不足謀一域”,同樣,如果不從公民權益保障這個根本著手,所有細枝末節的改良仍難以收之實效,社會改革便處于“啟而不動”的膠著狀態。
□楊耕身(湖南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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