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告訴記者，他的兩個孩子以前都在北京上民工子弟小學，后來上不了當地初中，轉回老家上。“平時只是和他們通通電話，一到過節很想孩子，孩子也想爸媽�！秉S先生說，“而且，雖然我買了房，但年年要辦暫住證，總感覺到不可能在北京生活長久。”

　　與黃先生不同，從安徽來到北京的葉小姐則是因為工資待遇太低。她在東四環附近的一家鞋城打工。每月只有2天休息時間，不包吃住，月薪600元，外加提成，賣一雙鞋提成1元。生意好時，月薪也是剛過1000元。

　　記者了解到，像葉小姐這樣的因待遇低辭職的不在少數。有關研究表明，“珠三角”12年來農民工月工資只提高68元。

　　有關資料顯示，城市職工的年收入近30年來從600多元提高到24000多元，增加了40多倍，而農民工的收入30多年來沒有太大變化。而近年來的價格上漲更降低了農民工的實際消費能力，農民工無法維持和過去相當的生活水平。

　　“還有一個客觀原因是缺乏教育培訓使農民工不能滿足技術崗位的需求，只能不斷流動。”牟達泉告訴記者。

　　北京師范大學法學副教授李毅接受記者采訪時說，“民工荒”已經多次出現，這一次的規模則比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個結構性原因：農民工群體正在實現一次大規模的代際替換，新一代農民工的價值觀念相對于其父兄輩，已經發生巨大變化。他們更有明確的權利意識，他們更敏銳地意識到了自己的勞動價值和勞動的尊嚴。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張車偉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民工候鳥式就業是城市化進程中的一種歷史現象，反映的深層次問題之一是城市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等的均等化，農民工怎么能享受到公共福利政策；另一個問題就是城市化進程中農民的土地如何處理。

　　“民工候鳥式就業，實際上反映的是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沒有統一，城市不能接納農民工，在住房、子女教育、醫療等方面，農民工還不能融入城市�！比肆�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就業與勞動力市場研究室主任張麗賓說。

　　城市化是解決問題根本途徑

　　數以百萬計的民工來回遷徙，成了每年“春運”的主力軍，耗費了大量社會成本。這種就業方式何時能夠改變？

　　“近年來中央和地方政府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但解決這一難題需要時間，需要方方面面的配合。”牟達泉說，政府應進一步加強勞動力輸出地與輸入地的合作，建立勞動力組織、培訓、維權等相統一的系統，以減少農民工流動的自發性與無序性。企業也應該增強社會責任意識，不斷調整和改善勞動關系：一方面對民工進行知識、技能的教育與培訓，另一方面一視同仁地改善民工的工資待遇和勞動條件。讓民工能留下來，想留下來。

　　事實上，國家有關部委也一直在重視農民工的職業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