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逆轉的潮流

　　“個體私營企業不是黨想出來的，是就業壓力逼的，盒子一打開就收不回去了。”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說。

　　自謀職業的大門一旦打開，就再也關不上了。在文革中幾乎被一掃而光的個體工商戶，又開始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1978年粉碎“四人幫”之后全國的個體戶約有13萬，到1979年底，發展到31萬人。而1980年全國就業工作會議后，全國城鎮持證個體工商戶達70多萬人。

　　個體工商戶在解決自家生計的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當時由于就業難所造成的壓力，并且繁榮了社會經濟。南斯拉夫通訊社1981年8月的一篇報道里就預言，“由于就業政策發生新變化，可以預料，中國人就業的數字(現在是1億)將會越來越迅速地增加。”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出“國營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基本的經濟形式，一定范圍內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

　　個體工商戶糧油關系問題在政策上得到徹底解決也是在這個月。工商總局、商業部、糧食部、供銷合作總社、國家物資總局、國家勞動總局六部門聯合發了一份《關于對城鎮個體工商戶貨源供應等問題的通知》，要求積極供應個體工商戶所需要的貨源，并和國營、集體單位享受同樣的批發價格。

　　同年10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廣開門路，搞活經濟，解決城鎮就業問題的若干決定》發布，這是一個為個體經濟正名的文件，它明確承認“個體勞動者，是我國社會主義勞動者”。

　　悅賓飯館在開業之初只有劉桂仙帶著兩個孩子干，后來大兒子從外地上山下鄉回來，也到了飯館幫忙。他們不敢雇幫手，因為那時人們思想保守，覺得雇人就會有剝削，就是資產階級。

　　對個體工商戶“雇幫手”的摸索是從“招學徒”開始的。北京錢糧胡同52號一位叫張素珍的女士，在家里辦起了私營西裝縫紉店。據美聯社1980年8月的報道，張素珍招了兩個學徒，是政府分派給她的。北京當時正在進行招收學徒的實驗，以便為待業知識青年提供培訓機會。張素珍每月分別付給兩個學徒24元，而其營業收入和沒有學徒時相比，從150元翻番到了300元。

　　到了1983年，國務院頒布《城鎮非農業個體工商業若干規定》，規定個體工商業可以請一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四五個學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

　　悅賓飯店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雇人幫忙，原先人手不夠時只能做晚上一餐，這時有了余力做中午和晚上兩餐。

　　郭培基回憶說，胡同里開的飯館慢慢多了起來，他也不再覺得有被視為“另類”的壓力。

　　而截至1986年，全國個體戶人數已經達到1800多萬，超過了知青返城的數字。隨著個體工商從業者人數的增多，社會上曾經存在的“吃飯難”“吃早餐難”“做衣難”“修理難”的緊張局面也得到了緩解。

　　悅賓飯館開張之后，美國大使館的人慕名而來。他們找郭培基商量，想在這里包桌，每人十塊錢的標準。對使館的人來說，這是合適的，如果上北京飯店吃肯定貴多了，而當時北京的普通飯館少，吃飯是一大難題。

　　因此，美國大使館不僅自己包桌，還給悅賓飯館做宣傳。他們畫了很多地圖，標明從使館區到悅賓飯店的路線，然后分發給其他使館。

　　在郭培基看來這是絕對賺錢的買賣，因為當時砂鍋白菜豆腐只賣一毛九，炒肉絲只有五毛六，油燜大蝦才賣兩塊四。十塊錢的標準綽綽有余。

　　郭培基已經記不太清當年的利潤了。但他表示，按每天兩百元的包桌算，一個月的毛收入大概有好幾千元。他記得當時和吳肇祥說過，“一天做兩桌菜，飛鴿牌自行車能賺一輛”。

　　那時飛鴿牌自行車大約150元一輛。郭培基說，那個時代為了買飛鴿自行車，同事十幾個人會組成“自行車會”，這個月發了工資，每人拿出十塊，集中起來讓一個人買輛自行車，然后再輪著來。

　　郭培基和劉桂仙現在擁有悅賓和悅仙兩家飯館，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一起經營，孫子郭誠大學畢業后也被奶奶叫到飯館學廚幫忙。郭家另外兩個兒子分別經營著一家木器廠和古玩店。

　　讓郭培基感到滿足的是，每個孩子都在北京買了房子。他和老伴在昌平小湯山花幾十萬蓋了一所四合院。家里現在有三部車。郭培基現在每天都會來飯店走一趟，劉桂仙身體不好，但每隔一天也要去一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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