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調個稅起征點、上調最低工資等事關居民收入的具體措施，常常會成為媒體關注的熱點話題。

　　近日,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問題，本報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勞動工資研究所所長、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進行了專訪。蘇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內應該會出來。

　　正視貧富差距拉大問題

　　問：有報道說，收入分配方案目前仍處于研究和起草階段。您能否告訴大家，收入分配方案什么時候能夠出臺？收入分配改革如再久拖不決，會有什么后果？

　　蘇海南：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內應該會出臺，因為中央提出有關方針已有幾年了，現實問題已經非常嚴重，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是公認的、不爭的事實，如果再不解決這個問題，可能會導致一些嚴重的社會問題。

　　收入分配領域的很多問題，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滿。從現在的情況來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維持在3.3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的最低收入戶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數金融國有企業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而個別企業高管的天價薪酬是社會平均工資的2000多倍。

　　另外，部分企業存在拖欠、克扣工人工資的情況，同工不同酬的現象普遍存在，一些壟斷性企業享有高水平的津貼補貼、福利待遇，與一般用人單位拉開了不合理差距。而且，二次分配制度也不完善。比如用于民生建設特別是社會保障方面的額度不夠大，轉移支付給農村、貧困地區的資金還不夠多，且并沒有完全將其分配比例制度化。這些問題必須加快解決。

　　問：您認為導致當前收入分配不合理、貧富差距拉大的根源何在？

　　蘇海南：原因主要有三點，一是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等環節不合理造成的制約和影響。經濟發展方式、經濟結構不合理放大了由生產力不平衡、自然資源等客觀條件形成的收入差距，成為收入差距不合理的主要根源。二是經濟社會體制存在弊端的影響和制約。經濟社會體制存在的弊端進一步惡化了收入分配的突出問題，擴大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差距，成為收入分配不公平的深層次根源。三是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問題的制約和影響。收入分配體系涉及一次、二次、三次分配領域，時至今日，該系統還存在不少缺陷。收入分配體系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直接原因。

　　國企利潤上繳要合理

　　問：您說過，“少數人、少數單位、部門或行業通過資源壟斷、行政權力、市場獨占、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撈取了不公平、不合理的利益，這些成為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阻力�！闭埬�分析一下這種改革阻力的具體形成機理。

　　蘇海南：有些關系國計民生的行業需要國有壟斷經營，這是可以理解的；有些競爭性領域仍然有國有企業暫未退出也是可以接受的；國有企業普遍得到政府關照，也是難免的。但是如果國有企業不相應地建立合理的利潤上繳制度，把占用國家資源等獲得的收益都看成是本單位的，這顯然是錯誤的，也是不公平的。

　　那些通過行政權力、資源壟斷、市場獨斷、特殊身份等非勞動因素獲得的利潤，如果不被剔除，反而成為國有企業人員的收入之源，顯然不公平、不合理。這給相關的主管部門提出了新的要求，一定要出于公心，從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角度，參與有關宏觀調控政策的制定，同時積極履行自己的職責，加強對既得利益集團不公平、不合理收入的調控。各有關主管部門絕不能站在自己部門的角度，更不能站在自己分管的既得利益集團的角度，來阻撓收入分配改革新政策的出臺。

　　問：國企利潤應上繳的比例在多少合適？如何確保其上繳的利潤用于民生需求？

　　蘇海南：現在是上繳5%到10%的利潤額度，首先我覺得這個比例肯定是低了，應該提高；其次是提高比例后上繳利潤和國有企業產權轉讓的收益，都應該明確主要納入社�；�金或者其他用于民生的轉移支付賬戶里面。而且，所上繳的每一筆利潤使用的來龍去脈，都必須有明確的記錄，要讓人大代表能夠看得懂，以便更好地履行他們的監督職能，確保這些錢主要用于民生建設。

　　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

　　問：有人提議，中國也應該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您對此怎么看？

　　蘇海南：這個我們是可以借鑒的，畢竟日本當年做了，效果還不錯。中國現在應該說基本具備這樣的條件，所以應該在“十二五”規劃或者政府的工作計劃里面，酌情考慮或者采取類似的做法。如果年均工資增長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所以，經過測算以后，不妨也可以提出這樣的目標。但是要講清楚，這是一個宏觀的大盤子，在具體落實的時候，不是人人收入都翻一番，只能力爭大多數人收入有大幅度增加。

　　問：您說我們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條件，具體體現在何處？

　　蘇海南：中國的GDP增速現在還在8%以上，最重要的是中國人均GDP已經達到了4000美元，已經是偏低中等收入國家了，而且到2020年，要實現全面小康，所以，我們有責任、有能力讓老百姓收入增長得更快一些。這些年，總的來看，居民收入增長、勞動收入的增長是偏低的，是低于GDP和平均勞動生產率增長水平的。這幾個因素的累加，再加上黨的十六大、十七大早就明確要提高兩個“比重”，要建立職工工資正常增長機制，老百姓有這個熱切的期盼，因此我們現在做這樣一個“倍增”的安排，不管是對外宣布或者是內部掌握，都是應該予以考慮并做出決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