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新聞縱橫》7時24分報道，本屆達沃斯論壇上，70多場討論會、86個國家、1300多名與會者圍繞一系列前瞻性議題展開腦力激蕩。在這些經濟達人心目中，他們最關心哪些問題？為什么關注這些話題？他們又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達沃斯論壇四道題

　　第一道題：如何讓世界經濟盡快走上復蘇道路？

　　答題背景：剛剛在倫敦結束的20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圍繞是否應該“退出經濟刺激計劃”的爭論不絕于耳。當年為了刺激經濟推出的一攬子非常規措施需不需要繼續執行下去，如果退出，各國將以怎樣的方式，多大程度的退出？成為各界熱議的焦點。

　　答題人：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

　　“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并沒有減弱，短期內也很難消除，經濟復蘇的綠芽需要陽光、雨露，需要細心愛護。我們不能、也不會在不適當的條件下改變政策方向。我們將繼續把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作為首要任務，堅定不移地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全面落實并不斷豐富和完善一攬子計劃，及時發現和解決經濟運行中的新情況、新問題，提高政策的針對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同時，警惕和防范包括通脹在內的各種潛在風險，推動中國經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

　　當應對金融危機處在關鍵時刻的時候，我要再次呼吁，要堅持，堅持努力，毫不動搖，毫不退縮。我們已經看到了曙光。國際金融危機的陰霾終將散去，讓我們共同開創更加光輝燦爛的美好明天！”

　　第二道題：金融危機對亞洲經濟未來的影響？

　　答題背景：金融危機給以出口型為主的亞洲經濟增長模式敲響了警鐘。亞洲經濟過分依賴西方國家的消費者，一旦西方消費者在后危機時代捂緊了錢袋子，亞洲經濟將面臨不小的麻煩。亞洲國家如何在在關注出口和投資的同時，激活個人消費，是實現經濟可持續增長的關鍵環節。

　　答題人：著名經濟學家、中歐國際工商學院教授許小年：

　　“亞洲過去的增長模式基本上是靠低成本，兩個因素，一個是低成本，另外一個是海外市場。現在這兩個因素都在發展變化。隨著經濟的發展，成本在不斷提高。金融危機之后，外部需求大幅度減弱，亞洲就面臨著很嚴峻的考驗。下一步增長的動力是要靠創新。兩個創新：第一個創新叫制度創新，第二個創新叫技術創新，制度創新遠遠比技術創新重要的多。亞洲如果不能在創新上做好文章，要持續過去幾十年間的高速增長將是非常困難的。”

　　第三道題：中國企業海外并購為什么極少成功，出路何在？

　　答題背景：中國的企業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躍躍欲試。像騰中收購悍馬、溫州企業收購皮爾·卡丹、吉利收購沃爾沃，這些很多讓人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并購活動紛紛浮出水面。然而怎樣做到“買得來、管得了、干得好”，依然是困擾中國企業“走出去”的難題。

　　答題人：美國銀行和美林集團中國區主席劉二飛：

　　“在非資源性行業里面，我個人總體的觀點是中國大部分企業還沒有到海外管理收購的能力。往往是收很容易，管理很難。主要是我們的現在的人才準備不足，在海外的經驗不足。你收購的企業要跟人家接軌，跟它融合，我們現在的體制跟它融合的條件還不完全具備，所以往往收購以后整合的過程中會遇到很多困難。”

　　第四道題：金融危機下，公司高管究竟該拿多少錢？

　　答題背景：今年年初，美國保險業巨頭AIG一邊接受政府救助，一邊發放高額獎金的做法，大家還記憶猶新。華爾街那些年薪以千萬美元計算的銀行家們，在經濟危機下，還應不應該有這么多的收入？

　　答題人：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倫·克拉莫(Aron Cramer)：

　　“高管的收入首先取決于他們對組織帶來的價值多少。我覺得美國一些高管對國家、對股東、對公民都帶來了巨大的價值，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更高的報酬。問題在于制造企業的高管們的培訓程度不高。有些時候收入高的高管帶來的成果是有限的，那就是問題所在。所以要衡量他的成果，再看看應該拿多少的工資。所以我覺得這不是核心的問題，也不是引發金融危機爆發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