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9日，云南省楚雄州武定縣插甸鄉上沾良村熱鬧非凡。這一天，34戶農家分別從中國扶貧基金會手中各領到了2000元捐款，捐款人是福建福耀玻璃創始人曹德旺、曹暉父子。

　　這樣的情景目前正在西南五省干旱重災區出現。10萬貧困農戶，每戶都能領到2000元的捐助，總額達2億元。中國扶貧基金會稱這是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一次性個人公益捐贈。

　　首開監督先河

　　與以往所有的捐助不同，曹氏父子這次捐助雖然是通過中國扶貧基金會這樣的官辦機構發放，但后者是捐助人的執行機構：曹氏父子事先與后者簽訂了極為“苛刻”的合同，規定了嚴格的發放程序和監督抽查機制，甚至處罰條款。中國扶貧基金會負責發放善款，曹氏父子則成立抗旱扶貧善款管委會，并與各省扶貧辦搭建聯合執行團隊，對項目的管理和執行負責。

　　曹氏父子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國扶貧基金會全部都接受了，包括只允許基金會收取3%的管理費用。

　　“我要求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項目的準確率達到99%以上，如果差錯率超過1%就罰款，而且我們會是概率抽檢。還邀請了央視的經濟半小時來免費監管，如果發現不三不四的事情，就直接拿去報道，也歡迎所有媒體的監督。”曹德旺自豪地說。

　　據中國扶貧基金會執行副會長何道峰的介紹，按照這個被他們稱為“全程透明公益”的新模式，雙方將共同建立項目管委會及辦公室，依托現有的扶貧系統，將善款下發至旱情嚴重地區。

　　按照協議，扶貧基金會將收取2億善款中的3%，即600萬元作為項目需要的管理費用，遠低于目前國家規定的10%的水平。而且如果到期未能發放，捐款人將收回資金。

　　“我不信任他們，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邏輯。”曹德旺如是說。

　　捐助人渴望透明

　　曹德旺對官辦基金監督捐款用途的做法，背景是目前中國的慈善捐助使用透明度低、捐助人難以獲知和追蹤使用情況。

　　著名財經人士段永平指出，這三四年來，中國慈善軟環境有很大的進步，但整個慈善系統與制度建設還是有大量缺失環節，同樣的善舉踐行起來仍要比在美國做來得勞心費力。捐款捐物去向不透明，是其中重要一個表征。

　　段永平說，早前他就職的小霸王、步步高，曾為華東水災等自然災害捐款，但從來無法獲知捐款去向。2008年汶川地震時，他在美國看到國內政府號召捐贈睡袋與帳篷，領事館承諾免費代運物資回國，就派人在美國四處收購，花50萬美元買了三四萬個睡袋與帳篷，用貨車拉到洛杉磯領事館，卻發現對方在捐贈真實性、運費問題上糾纏不休。最后，段永平自己找了一家美國快遞公司把這批物資運回國內，卻又在海關停留很久后不知所蹤。

　　目前，中國的捐助模式，大多數都是捐助人向公募機構捐款捐物之后就完事，后來的如何使用與其無關。

　　至于曹德旺，作為資深的捐贈人，多年來的捐助，使他深悉其中的問題。在遇到諸多的事件之后，為了保護好自己的善款，曹德旺無奈地選擇了自我承擔所有項目。自己組建團隊，找工程隊，自己做設計施工，修道路、蓋學校、蓋公園。做得多了，項目的花銷就爛熟于心。

　　一方面，捐款捐物使用不透明；另一方面，還存在捐助人誠信問題。

　　官募私募之爭

　　慈善捐款的使用，究竟該由政府主持還是由民間團體自發運作？私募基金內在動力積極而進入門檻高，目前已經成為中國慈善事業一個突出矛盾。官方認為私募機構不可靠，只有通過官募機構，捐助人的捐款才能免稅；而捐助人對官募也同樣不放心。

　　曹德旺就遇到了這樣的麻煩。

　　由于捐獻金額不斷地升高，曹德旺成立了以其父名命名的“河仁慈善基金會”，將曹氏家族持有的福耀玻璃股份的70%(因涉及全面要約收購，后改捐為58.8%)投入基金會。以股權募捐成立基金會，成為國內慈善領域的一次新的突破。

　　但是，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民間慈善組織團體的成立需要上報民政部門，在基金管理上也要由金融部門來監管，因此，能否順利拿到批復并成功運行至今還是個未知數。在近一年的僵持之后，基金會目前仍未能順利成立。

　　到目前為止，我國還沒有以股權設立慈善基金會的先例，要改變現行規定并非易事，需要民政部、國稅總局、證監會、財政部等多個部委協同解決。

　　曹德旺最終作出了妥協。他最新的計劃是，先拿出2000萬注冊河仁基金會，然后把股票過戶給基金會。

　　曹德旺感嘆說：“現在中國的慈善事業，準入門檻太高，而監管門檻又太低。國家應該通過立法，

　　成立專業機構，對捐款人和基金會都進行嚴格的監管。”

　　曹德旺成立基金遇挫。而更多的私募機構則受到許多限制，從而制約了慈善事業的發展。比如私募捐贈不能免稅、進入門檻高，信用度低等。

　　今年4月初，曹德旺通過減持福耀玻璃股份，套現近10億元，但據曹暉說，光交稅就交了1億多。

　　對于“民間捐款變成稅收”的批評，民政部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促進司司長王振耀指出“民間團體的社會信用較低，因此捐款由政府使用”，而“把善款納入國庫管理有優勢，比如捐贈使用都有審計，不會出現挪用情況。”

　　關于此調查結果，王振耀強調“沒有統計政府使用的捐款比例”。

　　此外，官辦基金會運作效率低，收取的管理費比例很高，有的達到捐贈資金總額的10%；而曹德旺通過和中國慈善基金會簽合同，將管理費壓縮到3%；段永平夫婦的“心平公益基金”2009年總開銷接近1900萬元，管理費占總支出金額的比例低至3.08%。

　　一家知名企業的創始人曾以他的名字創立了一家基金會，但是事后人們發現，這個原先承諾用于慈善的資金，竟然陳倉暗度抵押給摩根士丹利來換貸款。

　　章子怡“捐款門”爆出后，明星捐款成為瞬時熱點，一連串的明星也受到了波及，明星信任危機又一次爆發。

　　捐款不免稅的尷尬

　　4月2日，曹德旺通過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大宗交易方式累計出售所持有的福耀玻璃集團無限售條件流通股8000多萬股，繳完一億元稅后，所得8.9億多元人民幣。為了補個整數9億元，還另外加了幾百萬現金。”

　　曹暉說，9億元全部用于慈善捐贈，包括1億元捐贈玉樹地震災區，2億元人民幣用于旱情嚴重的云南、貴州、廣西、四川、重慶五省、市(自治區)；還有6億元也均用于社會慈善公益事業。

　　奇正藏藥集團董事長雷菊芳曾指出，一些捐資企業沒有享受到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優惠，是因為對捐贈的相關稅收優惠政策并不很清楚，稅收籌劃意識不強。

　　針對這樣的情況，專業人員介紹了捐贈的注意事項。

　　首先、企業要尋找合法的捐贈機構。國家允許的非營利的社會團體包括中國紅十字會、中華健康快車基金會、孫冶方經濟科學基金會、中華慈善總會、中國法律援助基金會、中華見義勇為基金會、宋慶齡基金會、中國福利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煤礦塵肺病治療基金會、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等。

　　其次、企業要與這些機構達成協議，獲得有效憑證，才能合理避稅，企業拿到的民政局等證明無效。

　　第三、企業要將捐贈款項匯入專門的賬戶。大額捐贈不能以現金形式支付，需要以支票等形式匯入專門賬戶，如中國基金會的捐款需要有專門的支票，以銀行轉入銀行的形式進行。企業要尤為注意，以免被不法之徒鉆空子。

　　第四、捐款的使用也受企業監督。向紅十字捐贈，企業可獲得繳納企業所得稅所得額中全額扣除。

　　此外，《企業所得稅暫行條例》規定，企業用于公益、救濟性的捐贈，在年度應納稅所得額3%以內的部分，準予扣除。

　　專家指出，根據這個條例，對納稅額較小的企業，通過公益捐贈來調節企業所得稅，既對社會公益有所幫助，也可獲得更多的企業利潤。

　　捐出了，就不能回頭

　　曹德旺沒有簡單地把慈善等同于捐款捐物，而是試圖打造一個獨立運作、活水長流的民間慈善基金。

　　按曹德旺的勾畫，這個基金的功能將是行善和濟貧相結合，其中，行善往往是一次性的直接舉措；濟貧則力圖創造出一種持續化的新模式，令獲益者得到一種“借船出海”自我謀生的發展機會。

　　曹暉比喻說，他有一個很形象的比喻：成立基金會就像打一口井。捐錢的話，錢花完就沒了；如果有基金會，就像給人家打了一口井，今天提兩桶水，明天需要時還可以再提兩桶。相比現金捐助，基金會能夠更穩健地做慈善。

　　在最初設計“河仁慈善基金會”的架構、運作方式時，曹德旺請了很多律師和商界的朋友為他做參謀。后來，他發現幾乎所有人都為他本人設計了“保護性”措施——即在特定情形下，曹德旺有權動用基金里的款項。

　　“這不是我的本意，我捐出了，就不能回頭。”他說：“如果產權不清，到時候我的子孫還會和基金會發生財產糾紛，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

　　現在，曹德旺自己為基金重新設計了一個方案。

　　“我得告訴我的孩子，這筆錢與他們無關。”在曹德旺的心里，有一個最大的愿望，“那就是看到我的孩子將來手里沒有一股福耀的股票，但他卻是福耀的掌門人。”

　　這個最高理想是曹德旺參觀完豐田以后萌發的。“我對豐田公司始終都很崇拜，豐田人告訴我，豐田家族持有豐田的股票只有百分之零點零幾，不到百分之一，但是今天的社長豐田章男是第四代孫子。如果我的子孫能夠像豐田家族那樣，那我會很滿足。”（記者 李富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