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區域競爭中將呈現出誰高誰低的攀比意識,但戴賓認為,比照中西部的這幾個城市,它們在自然地理條件、區位條件、資源稟賦、既有的產業基礎、人才集聚的規模與水平、交通基礎設施條件、腹地范圍大小、所在區域的城市體系與發展水平等方面都各有特色,因而其城市發展目標、功能定位、產業結構、空間形態以及由此決定的戰略發展方向、戰略重點都會有所不同。
要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這是十七屆五中全會提出的要求。
一位業內專家在接受本報采訪時曾表示,目前很多區域之間存在著嚴重的同質化競爭,比如成渝地區等,而這一問題的解決需要國家在制定相關規劃過程中以及區域之間的合作過程中,共同摸索出一套能夠協調發展、錯位發展的解決方式。
戴賓舉例說,重慶、武漢在其所在區域的城市中發展較好,昆明在我國與東南亞的國際合作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門戶角色,西安、成都科技實力超群,重慶制造業實力雄厚。關鍵在于結合城市自身的特點、發展階段,制定合理的發展規劃和發展目標。以成都為例,與中西部其他幾個城市相比,成都所在區域城市的群聚性非常突出,城市數量多、規模大、密度高。
區域發展的前景很大程度上依賴于中央政府的支持。
重慶市市長黃奇帆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表示,重慶最近幾年的快速發展,得益于中央的政策支持。梳理重慶近些年的發展,不難發現,綜合保稅區、兩江新區等對重慶發展都是極大的利好。
李典軍表示,直轄市與中央的財政分成比例是省轄市沒法比的。假設重慶和武漢擁有一樣的GDP和一樣的財政收入,那么可供支配的財力重慶比武漢要多1/3。“我研究過上海和廣州的數據,上海去年的GDP是1.3萬億元,廣州是9000多億元,財政總量差不多,但是上海比廣州的可支配財力要多1/3。這主要體現在增值稅的分配上。”
當然,戴賓強調,支撐城市長遠發展和競爭力提升的動力源泉還是來自于城市自身,包括產業的結構與水平、區位條件、資源稟賦、創新能力、人力資源、腹地范圍的大小與整體發展水平等。
面臨共同難題
城市化工業化如何轉型
不過,在被寄予厚望的“臥虎藏龍們”,在美好前景下卻面臨很多難題。
“雖然西部城市發展迅速,但是與東部沿海城市仍然有很大差距,這不僅表現在一些經濟指標上,而且出現一些新現象。”四川省社科院區域經濟研究所所長、四川省社科院西部大開發研究中心秘書長劉世慶表示。
比如在快速通道上,東部沿海的高鐵已經達到通勤的程度,而且形成了網絡,沿海地區還建設跨海大橋,形成了一小時城市群。而西部已經慢了一步。
這些城市面臨的問題也有共通之處: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尤其是面臨特大城市如何建立起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的挑戰;二是在城市急速擴張過程和外來人口大量集聚所引發的城市擁擠、交通阻塞、基礎設施承載不足、生態環境形勢更加嚴峻、城市管理難度加大等;三是如何處理好與周邊地區的關系,加強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發展進程,形成合理的分工關系。
按照目前的城市化數據來看,各地仍然處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的中期。從2009年的數據來看,成都、重慶、西安和武漢GDP分別是4502億元、6528億元、2719億元、4620億元。就其經濟總量上與東部沿海還有很大差距,以成都、武漢這兩個副省級城市為例,其經濟總量還不如廣東的東莞、佛山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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