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題設置：個性化車牌

　　主持人的話

　　從今天開始，全國有車的人可以自行編排機動車牌號碼了。由公安部頒布的102號令《機動車登記規(guī)定》從10月1日起正式實施。根據這一規(guī)定，機動車牌號碼有兩種選取方式：一是通過計算機公開自動選擇；另一種是由機動車所有人按照各地制定的機動車號牌編碼規(guī)則自自行編排確定。

　　公安部的這一規(guī)定，不由得讓人想起了6年前一度在部分地區(qū)鬧得沸沸揚揚的個性化車牌運動。6年前，一些地方車管部門也曾搞過個性化車牌的嘗試，但在遭遇了種種現實問題的挑戰(zhàn)后很快就被廢止了。雖是如此，很多人卻一直還在懷念那個被自己的愛車激發(fā)出來的無窮窮創(chuàng)意時代。雖然今天公安部的這個規(guī)定與當年的個性化車牌在自由度上還是相差甚遠，但還是給了人們無盡的聯(lián)想和希望———個性化車牌又要“回歸”了。。

　　但是，這一次個性化車牌的“回歸”，就好比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一大定律，是螺旋式上升的。吸取了教訓，也總結了經經驗，個性不再是任性，自由也不再是天馬行空，個性化車牌被帶上了枷鎖，關進了籠子。于是乎，人們對個性化車牌又有了新的認識。是邪？非邪？難免又會開開始新一輪的七嘴八舌。

　　話題策劃：

　　秦平 阮占江

　　參與嘉賓：

　　傅達林：高校教師

　　李勇：媒體從業(yè)者

　　唐�。汗�司職員

　　金鴻：律師

　　從“大鍋菜”到“自助餐”的權利隱喻

　　（唐�。�

　　知情者大概都知道，這車輛門面上的三寸小牌變起臉來有多么不易。那清一色的“藍大褂”、“黃大褂兒”、“蠟白干兒阿拉伯數字”的披掛行頭已有年頭了，偶見數年前北京弄了項個性車牌政策，又讓那滿天飛的“CEO”、“UFO”、“WTO”、“CNN”不成體統(tǒng)地擠兌得叫了停，今兒終于見著個性化車牌再次“回歸”也倒是有些欣慰的。從內容上看，此次車牌自選較之前些年的地方性規(guī)則擴大了選擇空間，說起來似乎就是個事關車輛標識、外觀的小事，不過仍擋不住讓不少人開心，原因很簡單，畢竟少了層管束多了點自由，無論是管者還是被管者都舒了份心，雙贏了嘛。

　　有一個有關公、私權博弈的著名中國式困境：“一管就死，一放就亂”。但凡談到某個特定的社會治理事項，無論是公權部門，還是私權主體往往都有十足的理由大倒苦水。個中的原因如何或許是多方面的，但有一點似乎總讓人忽視：如果將公權部門視為公共產品生產者，那么客觀地講，其產出的產品無論是從品種還是從花色上講都顯得有些單調，甚至明顯落后了。

　　說白了，就是太習慣做今天蘿卜、明天白菜的大鍋菜了，你“消費者”愛吃不吃，至于有沒有營養(yǎng)？口味怎么樣？那都免談。怎么辦？“消費者”只好自己想辦法，這一想辦法，不就亂了，于是一鍋蓋子蓋將下去，得，全消停了……

　　某地曾有一個經典式的場景：為限速并收費，在本來寬敞的馬路兩邊砌起兩堵S形矮墻，兩邊來車乖乖地擁堵兩端依次單向蛇行。真是佩服這樣“絕倫”的管理“想象力”，其實還是高高在上的惟管理者心態(tài)在作祟———事先畫地為牢，從不檢討其行為的合理性，而且總是預設被管理者不老實、添亂，久而久之，公權、私權的博弈便一日一日地變成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城管式治理怪局。

　　從這種意義上講，此次的車牌自編自選無疑是個不錯的范例。有道是“退一步海闊天空”：

　　其一，“退”其落后退伍的程咬金式三板斧執(zhí)法，多多做些公共產品的“營銷”活動，多整幾個“套餐”讓人選選，多弄點親民的自助餐讓民眾沾點實惠，守法、遵法的人氣自然也會跟著旺起來。

　　其二，“退”其高坐廟堂等人膜拜的官老爺本位，俯首老老實實做個公共產品的合格生產者，你想著他的，他也必念著你的，人心都是相通的，鮮有天生的刁蠻主兒。

　　其三，“退”其施舍似的權力觀，還其民本主義的權利觀。今日車牌自選是民眾自由支配自己生活權利的一次復歸，而不是公權機關的施舍和雨露風澤，明日更要期待更多應然性權利的自由伸展與復歸！

　　服務、回應、引導、保護乃至終極上服從“權利”需求，才是“權力”的本質！這也許正是這次車牌號自編自選應該昭示的法理目標和意義。

　　私權自由離不開公權的精細照料

　�。ǜ颠_林）

　　應該說，這次的規(guī)定中有許多看似限制性的規(guī)范，正是多年來一些地方試行的經驗總結，既尊重了公民選擇的自由，又照顧了公共管理的需要，相信不會再出現像上次那樣制度設計上的缺陷。

　　其實，所謂的個性化車牌，無非是借鑒國外經驗而擴大公民自由選擇權的舉措。讓老百姓自己設計車牌號，是一種尊重個體興趣愛好、體現人文關懷的人性化政策安排，同時還能有效杜絕傳統(tǒng)的車管部門在發(fā)放車牌中的權力腐敗和謀私行徑。但是，對公民私權自由的追求并不意味著公權的絕對放棄，相反，公民自由權利的實現往往需要以公權的精心照料為前提。這就決定了主管部門在車牌發(fā)放過程中，既要盡可能多地尊重車主的自由選擇，同時又要兼顧公共治理的需要，在選碼、編碼上作出必要的限制。在美國，對這種個性化車牌也都制定了相當程度的限制性規(guī)范。美國聯(lián)邦政府規(guī)定有200多個字母組合不能注冊車牌，包括FBI、CIA(中央情報局)、政府機構名稱、駐外機構和其他國家機構的名稱以及一些大學的名稱等，而且美國的公司品牌在注冊車牌中也受到了相應的保護。

　　可見，車牌的個性化選擇并非一個簡單的自由賦權問題，而已經關涉到了社會公共治理的思維與現實。一個最簡單的道理，車牌的個性編排首先應符合整個社會的價值規(guī)范，尤其是要符合國家的法律規(guī)范和民俗規(guī)約。要做到這一點，主管部門顯然不能僅靠車主的文化修養(yǎng)和學識來自我約束，而必須確保車牌發(fā)放中的規(guī)范到位，對那些有違社會風化、蘊涵不良影響、同國家法律規(guī)范相違背的車牌編號作出限制性規(guī)范，并通過行政審查來引導我國的車牌編號向重文化內蘊、重正當愛好、重高尚品位的個性化方向發(fā)展，這才是保障個性化車牌永遠“個性”的途徑。否則，完全自由化的選擇帶來的不僅只是法律上諸多權利的沖突，還有整個社會公共治理的困境。

　　看似簡單的車牌，卻暗含著公共治理的深刻道理。在現代社會公共權力無所不在的環(huán)境里，公民權利面臨著被擠壓、被限制的危險。當選擇成為了一種權利，一個國家與社會為其民眾所能夠提供的選擇的機會大小，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衡量這個國家與社會優(yōu)劣的尺度。政府公共治理的目的不是減少或限制公民的這種選擇權，而是提供更多的選擇機會。所以，對于此次個性化車牌政策的出臺，或許離人們所期待的那種自由選擇仍有距離，但我們需要明白的是，任何的私人自由都不是絕對的，它需要公權精心劃出一定的“規(guī)矩”。而政府部門也應當學會對私權自由的照料，因為只有在事前充分考慮公民行使自由權可能帶來的種種問題，并作出充分的規(guī)范設計和應對預案，才能避免私權自由對社會公共治理帶來沖擊，從而實現私權與公益的均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