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第三次工業革命使企業的體制和運作方式變得過時，從而要求個人、公司和國家相應地作出改變。自我摧毀是對老企業的挑戰，但很少有企業能做到這一點，而做不到這一點的企業很可能被淘汰。對新公司而言，經濟機會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充滿著商機，各企業可以在沒有地位牢固的競爭對手的環境中成長。那些在教育、基礎設施及研究與開發方面大量投資的國家將會成為勝利者。然而，對那些有技能、喜歡冒風險同時又愿意摧毀自己以前的活動并且生活在高投資社會中的人來說，現在是最有利的時機。瑟羅還結合大量具體實例談到了在知識經濟時代人類、公司及國家創造財富應遵循的八個法則。

　　美國《大西洋月刊》1999年6月號刊登萊斯特-瑟羅的一篇文章，題為＜創造財富＞，副題為《個人、公司及國家所應遵循的新法則》，摘要如下：

　　以往的成功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了。在整個人類歷史上，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對自然資源——土地、黃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間，這源泉變成了“知識”。知識經濟之王比爾-蓋茨沒有土地，沒有黃金或石油，也沒有歸他所有的工藝。人們是怎樣用知識來創造財富的？、需要對社會進行怎樣的重組才能形成一種增加財富的知識環境？社會怎樣培育對于實現變革和創造財富是不可缺少的那種企業家？需要掌握哪些技能？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正在提出一些新問題，提供新答案，探究成功的新法則。

　　法則之一：任何人都不會通過攢錢而變成巨富

　　富人總能在存在巨大失調--即由新情況造成的經濟中的不平衡狀態和可乘之機--的形勢下看到努力和投資的機會。某種東西--通常是一種新技術--帶來了開發一些新產品的機會，這些產品有著迥然不同的潛力。現在的比爾-蓋茨是這種情況，當年的約翰-洛克菲勒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兩人畢生的積蓄都僅占他們全部財富的一個零頭。省吃儉用地攢錢、在正常均衡的局面下投資，這會使人到老年時生活舒適，但決不能變成真正的富翁。

　　在將被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這一巨變中，新的技術機會創造財富的速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快。過去15年美國造就的億萬富翁比有史以來的總和還多，即使是在扣除通貨膨脹及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變化的因素之后也仍然如此。比爾-蓋茨即便花上將近l億美元為自己蓋一棟房子，他所蓋的房子在美國也只是屈居亞軍的豪宅。1982年只有13位億萬富翁，到去年秋天已增加了176位。這189個人的財富加在一起，遠遠超過l萬億美元。如果這個統計是在7月份、而不是在10月份作出的，此名單上還會多出20幾個人。隨著股市的回升，到年底這些人大概又會回到這個名單上來。去年，要濟身于最富的50位美國人的行列，至少需要擁有29億美元的身價。最富的美國人并不掩飾他們的富有：他們積極爭取榜上有名，并拿出他們的財務記錄來證明自己是實至名歸的。他們希望被看作經濟領域的勝利者。

　　這種財富劇增的情況在美國并不多見。在50年代、印年代以及70年代，美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比現在快得多(從1 950年到1970年的增長速度為1970年至1998年的兩倍)，平均財富也有所增加，但那時并沒有形成巨大的財富。那時在美國并沒有突然產生一批超級美國人。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國人與今天一樣富有聰明才智、具有創新精神并懷有雄心壯志。我們的政治和經濟制度--民主與資本主義--也與今天元異。成為富翁的機會不在這些方面。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美國的情形上一次出現在19世紀90年代，即第二次工業革命期間。當時有兩項發明在改變著經濟發展的性質，帶來創造巨大財富的機會。

　　首先是公司產品研制實驗室的出現。德國在創立其化學工業的過程中確立了系統化工業研究與開發的概念。技術進步不是在不經意間發生的，而可能是系統發明的結果。以前，經濟發展靠的是我們可以稱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偉大工匠的那些人物--詹姆斯-瓦特、亨利-貝塞麥和理查德-阿克賴特的聰明才智。技術的進步并非同科學的進步緊密地聯系在一起。例如，貝塞麥一直不知道他的鼓風爐的工作原理。他只是不停地鼓搗直至成功而已。

　　電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另一個推動因素。電氣化使得一系列新的行業(電話、電影等)得以出現，并徹底地改變了每一個原有行業的生產工藝。

　　第二次工業革命給經濟事務造成了劇烈的中斷，開創了做以前末做過的事情的機會。以前做過的事情也可以用新的辦法來做了。聰明人和幸運兒不必滿足于擁有競爭性極強、生產那種賺取債券市場“均衡”收益率的商品的公司了。用經濟學家們的行話來說，高的“不均衡收益”取代了低的“均衡收益”。美國第一批億萬富翁(以根據通貨膨脹調整過的美元計算)--洛克菲勒、卡內基、梅隆、摩根、施瓦布就是在這時出現的。

　　法則之二：有時成功的企業必須自我毀滅才能保全自己

　　企業必須在依舊成功之際甘愿自我毀滅方能建立起將會變得成功的新企業。如果它們不自我毀滅，別人就會把它們毀滅。

　　不均衡既意味著巨大的機會，也意味著巨大的威脅。在1960年最大的25家企業中，僅有6家依然留在1997年的名單上。那25家公司中的大多數都被并入其他公司了，還有兩家停業了。在20世紀初美國12家最大的公司中，有1 1家已看不到21世紀的開始。技術突破不斷出現，經濟環境不斷變化，而那些公司卻不能適應這種情況。

　　老的大公司懂得那些改變世界的新技術。這種技術往往就是它們發明的。但它們有一個幾乎無法解決的結構性問題。當突破性技術出現時，這些公司必須摧毀舊的東西，建立新的東西。例如，在晶體管取代電子管以后，5家電子管制造商中有4家始終未能制造出晶體管，其余的那一家現在也退出了舞臺。當微處理機使個人電腦得以取代主機成為計算機行業中居支配地位的快速增長市場時，該行業老的龍頭公司--IBM一敗涂地，出現了兩家新的執牛耳的公司--英特爾和微軟。IBM懂得這種新技術，也希望競爭一番，但卻不能摧毀它的舊有業務(主機)以建立新業務。在80年代，IBM賣掉了它在英特爾公司中20%的股份。如果它今天依舊握有這些股份，IBM總的市場價值會比今天多出將近30%。

　　新公司具有很大的優越性，那就是不必通過自我毀滅來保全自己。

　　法則之三：除了劇烈的技術變革之外，還有兩條道路能帶來高增長率

　　和高收益率的機會，即社會的不均街與發展的不均衡

　　企業家們能夠發現社會領域出現的改變人們習慣的機會。星吧咖啡公司就說服美國人寧花2.5美元到咖啡吧去喝一杯咖啡，而不再到當地餐館花50美分買一杯來喝。他們把一種經銷網點遍布各地、沒有人能從其銷售中賺到多少錢的競爭激烈的商品變成了一種非競爭性的、有差別的產品，并創造了一個收益率很高、能使人發大財的迅速發展的行業。

　　海上航游業則利用了人口方面發生的變化：過去20年中，老年人的相對購買力增加了一倍。20年前，70多歲的人的現金收入比30多歲的人低40%；突然之間，現在70多歲的人的現金收入比30多歲的人高了20%。至少從埃及艷后克婁巴持拉那個時代起就為人們所了解的海上航游業變成了老年人的最佳休閑方式：我們載著你走，你自己不必邁步。一些游輪公司的老板通過利用社會領域的不均衡變成了億萬富翁。

　　以這種方式產生的財富所帶來的難題是社會領域的不均衡通常所反映的是現有財富的轉移，而不是新財富的創造。那些出售傳統咖啡的店鋪的銷售額現在減少了，數以千計的小餐館賺的錢少了。星吧咖啡公司每杯咖啡多收了兩美元，這兩美元就不能用在其他地方了。

　　只要一些國家或企業家能在欠發達國家內照搬發達國家的做法，便會產生我們所稱的發展不均衡。

　　法則之四：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使資本主義行之有效，

　　要比在通貨膨脹的情況下使之有效難得多

　　系統的通貨緊縮不是必然出現的情況，但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使得下述可能性變得相當大：人們有充分的理由考慮，在價格開始下跌的時候，標準的經濟運作程序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

　　全球化正在迫使價格下跌。生產在從高成本地區向低成本地區轉移，結果是產品價格不斷下降。你可以隨便點出一種重要產品，計算一下如果每一座工廠都盡最大能力生產的話全世界的產量會有多少，然后再減去全世界會購買的數量，那你就會看出，世界的生產潛力至少比可預計的消費多出1／3。汽車、半導體芯片和石油，這僅是許多例子中的三個。在生產能力如此過剩的情況下，價格下跌是毫不奇怪的。為保住自己的設施較接近于以全部能力生產，公司有著降低價格的巨大動力。

　　全球化還帶來了改變慣常的工作方式、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降低工資的壓力。德國寶馬汽車公司利用它在美國建立一家制造廠的能力作為迫使工會同意改變德國的慣常工作方式的手段。在德國實行了彈性上班制度，活兒多的時候工廠可以在周末開工，從而使成本降低了1／4。活兒少的時候，工人可以憑他們在銀行帳戶中積蓄的工時領取工資。除非一年中的總工時數明顯超過標準工作時間，否則不支付加班費。該公司正在把這些做法推廣到它設在英國的越野車制造廠。英國工人被告知，他們必須縮小他們同德國工人之間在勞動生產率方面存在的30%的差距。寶馬公司無須發出這樣的威脅：如果他們不能這樣做，越野車的生產就會遷往別處。人人都明白這一點。隨著勞工成本和工資的降低(過去25年中，同樣的壓力迫使美國收入最低的1／3工人每周的實際工資平均每年下降1個百分點)，價格最終肯定會開始下降。

　　亞洲的經濟危機大大增加了降價的壓力。印度尼西亞和泰國必須增加出口，而要增加出口就只有降低價格。它們的全球競爭對手--大都是第三世界國家--若是不想失去其市場份額，就只好同樣降價。在發達國家內，類似的壓力來自韓國和日本。

　　新技術，特別是對能源、礦產和農產品有影響的新技術，也在促使價格非常迅速地降低。今年年初，石油價格達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黃金價格也比僅幾年以前大大降低了。每次降價都是因為新工藝的出現大幅度降低了開采成本所致。

　　縮減規模和業務外包也是導致降價的因素。在美國，公司同其供貨商簽訂要求逐年降價的合同是通行的做法。例如，汽車零部件制造商同主要汽車生產廠家訂立了每年降價3%的合同。業務外包是訂立這種苛刻的合同的主要原因，因為較之對內部的供貨部門而言，對外面的供貨商提出苛刻的條件要容易一些。如果外部供貨商因降價而賺不到錢，那是他的問題。但是，如果內部供貨部門賺不到錢，公司的某個采購部門所賺的錢就是某個銷售部門損失的錢，公司總的利潤并沒有增加。由于訂立這種外包合同，去年美國新汽車的價格自1970年初以來首次出現了下跌。

　　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人們不惜代價地避免負債。實際利率(即名義利率加上通貨緊縮率)非常高，而且還債所用的美元要比借錢時更值錢。欠債的人希望盡快還請債務，因為實際債務負擔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自動加重。如果價格下跌10%，lOO美元的債務實標上就會變成110美元的債務。如果減少債務成為頭等重要的大事，那就沒有人會往那些能帶來增長的項目上投資了。

　　法則之五：沒有什么機構因素能取代個人創業精神成為變革的動力

　　資本主義是一個創造性的破壞的過程。新的破壞舊的。創造和破壞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不可缺少的動力。企業家則是這個創造性破壞過程的核心。他們把新技術和新概念積極地應用到商業中去。他們是資本主義的變革動力。

　　若要創建新的模式，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這種老的模式就必須打破。但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會反抗。他們不愿悄無聲息地退出歷史舞臺。19世紀末，企業家們建立起摧毀地方公司的全國公司；20世紀末，他們又在建立摧毀全國公司的全球公司。

　　歷史告訴我們，扼殺創業精神易如反掌。它是人類的一種根本的、但卻是極其脆弱的特性，盡管它具有創造與破壞的力量。在大部分時間、大多數地點和大多數人中并不存在企業家。經濟上存在著可能性，但是它們或者沒有被發現，或者人們缺乏利用這種機會的干勁，或者所涉及的風險看來太大。

　　當社會的組織方式使那些舊有的既得利益集團不能被撇開的時候，企業家是無法出現的。必須建立那種使企業家能放開手腳破壞舊東西的社會制度。然而，破壞舊東西也很容易被看作陷入混亂。不準備同過去決裂的社會也不希望出現企業家。

　　歐洲的例子清楚地說明了企業家精神的重要性。歐洲的儲蓄和投資均多于美國，歐洲人受教育水平高于美國人，他們對科學的基本了解絲毫不比美國人差。然而，新的21世紀智能工業中沒有一個是歐洲創立的。去年，歐洲最后一家本地計算機廠家--西門子一尼克斯多夫公司的生產部門被賣給了臺灣的宏基公司。一個完全退出計算機業的地區怎能在21世紀走在前列呢？本應存在的歐洲企業家實際上并不存在。

　　技術幾乎永遠受社會的支配。創意不被采用往往是因為人們不想采用。某種事情有可能發生并不等于它一定會發生。要把真正新的創意推向市場，需要極大的毅力。在對古希臘的考古研究中曾發掘出蒸汽玩具，古埃及的寺廟中有過汽動大門--然而，直到18世紀才出現作為經濟生產動力的蒸汽機。革命性新產品的出現需要有適宜的社會環境。

　　法則之六：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社會是不會具有創造性的；

　　但是，沒有一定程度的秩序，創造性就會消失

　　請考慮一下15世紀初中國的情況。當時，它的好奇心、它的探索本能以及它的建設欲望使它創造了發起一場工業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術--實際上，這種情況在其后的400年中沒有出現過。當時中國擁有煉鋼所需要的鼓風爐和活塞風箱( 11世紀末中國每年生產的生鐵數量在其后的700年中在世界上一直沒有任何國家可及)、用于軍事征服的火藥和火炮，用于印刷的紙張和活版，用于生產過剩農產品的鐵犁、馬軛、旋轉脫粒機和播種機；能鉆探天然氣；在數學方面有了小數、負數和零的概念，使中國人在這方面遙遙領先于歐洲人。在龐大的中國艦隊在非洲東海岸探險的大約同一時間，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進行著規模小得多的探險。中國在七次重要探險中用以探索印度洋的船只比哥倫布所用的船只大三倍。

　　但是，本來有可能發生的地域征服和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中國人先是拒絕、最終忘卻了那些本來會使他們稱霸世界的技術。革新受到禁止。朝廷有令不準建造新的遠洋艦只，也不準到中國海岸線以外的地方航行。到15世紀末，對秩序的要求壓倒了人的本能好奇，壓倒了探索的意愿，壓倒了建設的欲望。

　　一個社會要促進知識的發展并對之加以利用，就需要有適度的混亂和秩序。過分強調秩序(如中國)不行，過于混亂(如俄國)也不行。今天的美國和日本與當年的俄國和中國有許多相似之處，盡管沒有像它們那樣極端。美國混亂有余而秩序不足，雖有創造性卻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各種創意。日本則秩序有余，混亂不足，缺乏創造性。若能彼此取長補短，兩國都會受益。成功的社會在秩序與混亂之間造成一種緊張關系并加以管理，使兩者都不致失去控制。如果社會不能容忍變革帶來的混亂，新的創意很容易遭受挫敗，然而，社會又必須維持適當。的秩序，才能利用創造性的突破。

　　就個人而言，這些力量表現為傳統與叛逆之間的緊張關系。愛因斯坦在15歲那年從中學退學，一年后放棄了本國國籍，在社會、經濟和道德三重意義上都過著邊緣人的生活，自稱吉卜賽人、被視為放蕩不級羈的波希米亞人。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生活是在科學和社會兩方面都從無序中尋求有序。巨大的創造性需要嚴酷的現實、豐富的想象力和不合邏輯的躍進。只有具有反叛精神的人才能做到這一點。

　　創業與組織技能、好奇心、探索的意愿以及進行建設的欲望是可以提高的。那些已經掌握了現有知識但卻沒有被這種知識所束縛的人都具有有用的好奇心。

　　法則之七：以知識為基礎的成功的經濟要求政府在

　　教育、基礎設施及研究與開發方面投放巨資

　　這不僅是要有才華橫溢的人和有闖勁的企業家的問題。新的經濟游戲既是團隊競技又是個人運動。沒有全隊的支持，個人就會失敗。沒有個人的主動性，全隊就會失敗。兩者缺一不可。

　　有些國家愿意在研究與開發中投資。也有些國家不愿這樣做。投資多少合適，并非顯而易見。世界四大工業國花在研究與開發上的錢在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是相仿的：法國和德國為2.3%，日本為2.8%，美國為2.5場。但是，它們在這方面的開支之所以相仿，是因為它們都不愿意其他三國超過自己，而不是因為它們所花費的數額是恰當的。

　　美國私營部門的研究與開發工作大部分(占4／5)是由大公司進行的。然而，就是在這些花錢多的公司當中，開支水平也有很大差異：波音公司的開支占銷售額的4%，英特爾占9%，朗訊占12%，微軟占17%。開支的多少取決于有關公司所在的行業及該行業中的公司是否認為基礎科學已經完備、從而可以在研制新產品或新服務方面取得真正的進展了。英特爾公司的銷售額和利潤幾乎全部來自過去三年中研制的產品，而IBM公司的利潤只有大約30%至40%來自近期研制的產品。對于國家和公司來說，技術上的領先地位與研究與開發開支并不是一碼事。歐洲在研究方面花的錢并不少，但反現在技術上的領先地位，這種花費似乎沒有產生什么效果。顯而易見，要使開支產生效果，就必須在進行研究之后接著開展那種為使新開發的技術在經濟中扎根所需要的活動。例如，美國超越歐洲的主要不是在信息技術的研究與開發的開支方面，而是在信息硬件和軟件的投資方面。1999年，美國這方面的投資在其國內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例為法國和德國的兩倍。研究結果沒有多少差別，利用這種研究結果所做的事情卻大不相同。

　　研究與開發開支的私人收益率(即為此出錢的公司所得到的金錢上的利益)平均為24%。但是，研究與開發的社會收益率(即整個社會所得到的經濟利益)卻為66%(這是把八項不同的研究結果加以平均后算出來的，這些研究得出的結論從50%到105%不等)，幾乎為私人收益率的3倍。研究與開發所得到的利益有2／3并沒有到出錢的公司手中。這個結果(從未有經濟文獻對此結果提出異議)有力地證明研究與開發能產生巨大的、積極的社會效果。如果完全由私營公司來做這項工作，它們僅會花極少的錢，因為它們得不到自己的研究活動所帶來的全部好處。

　　由于政府并不計較究竟哪些美國人會得益，所以它能在研究與開發工作中發揮重要作用。研究與開發開支的收益率比經濟中任何其他方面的開支都高。政府現在每年拿出的錢在研究與開發總開支中約占30%，但是，鑒于這種開支的收益率為66%，政府應當大大增加這種開支才是。總體說來，美國人在研究與開發方面投資太少。簡言之，基礎研究方面的社會投資的效益將是經濟學中再明顯不過的事情。

　　如果人們爭取擴大現有的知識，而不是設法實現重.大的突破，私人的收益會更加有把握得多，因此，私營公司往往把它們的錢集中用于研究與開發過程的開發這一端。這樣，投資與收益之間的間隔也會短一些，而在商界，速度就是一切。由于私營部們存在這種傾向，政府應當把錢花在推動基礎知識進步的長線項目上。這是私營部門不愿投資的領域，但也正是能夠實現那種給私營企業帶來商機的突破的領域。正因為如此，生物技術應當得到政府的支持。在得不到政府支持的地方--亦即除美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這種技術得不到發展。沒有哪家私營公司會像國家衛生研究所那樣進行投資--即便有關公司知道這種投資一定會成功也罷--因為從投資到制成可銷售的產品，至少要25年的時間。

　　法則之八：在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中，對個人來說最大的未知數

　　是如何在一個無終身職業可言的體制中擁有一種終身職業

　　對個人而言，教育向來是一種高風險投資。有20%以上的大學畢業生到頭來拿不到高中畢業生的平均工資。他們投了資，但卻沒有收益。但是4近來風險變得更大了。在贏利公司不斷縮小規模的情況下，如何進行為獲得一種終身職業所需要的投資呢？

　　對我那一代高中畢業生來說，終身職業的概念是有意義的。50年代我在蒙大拿州讀中學，該州的許多高中畢業生一開始都在銅礦上做工。起薪不低，而且每年肯定能加薪2%到3%。當時有一個技術階梯。工人可以通過充當地下小火車或其他重型設備操作員的助手，學會必要的技術，升為操作員。那些看起來比較聰明、有頭腦的人可能被賦予地下引爆責任。每次升級后,小時工資都會隨之增加。工人到了35歲左右便有望升至薪酬的最高一級，即成為按所掘巷道的長度、而不是按小時領取報酬的合同工。他不再是工資的奴隸了。在這種職業階梯上，高中畢業生的工資可能趕上大學畢業生。

　　但是，所有這一切都不復存在了。那些礦井業已關閉。成千上萬的礦工遭到解雇。

　　當時僅存在于衰敗行業中的情況--即技術突然變得無價值了--現在無所不在。即便在繁榮時代縮減規模也是通行的準則。在全球經濟中，如果世界上某個別的地方的技術工人的工資更低，公司就會遷往那里以降低生產成本。它們不一定非要雇用一批固定的工人不可。當新知識使老的技術變得過時的時候，公司就希望雇用已經掌握了這種新知識的工人。它們不想支付再培訓費用。90年代的后幾年，盡管經濟繁榮，贏利狀況較好的公司每年解雇的員工都超過50萬。以往的技術階梯已不復存在，以往的終身員工也不復存在了。

　　今天的高中畢業生也得到了這樣一種或明確或合糊的信息：“你在任何公司中都不大可能被終身雇用。你將需要學會對自己的終身職業負責，管理好自己的終身職業。每年定期加薪這種事已經成為歷史了。”

　　如果說一個公司內部不存在升職階梯的話。或許在不同公司之間存在著這種階梯。這就是說，開始時若在A公司表現得好，會導致在B公司得到受培訓的機會、更好的工作崗位和更高的工資。但情況對大多數雇員來說并非如此。有關公司不會告訴其他公司哪些人是它們的好雇員--即便它們不能給這些人晉升的機會。它們不想失去、這些雇員。即使它們告訴了其他公司，那些公司也不會相信，而會懷疑它們是想除掉不好的員工。同樣，各公司也不想因此惹官司。如果有人問起(也很少有人會問)，這些公司愿意向其他公司介紹有關某個謀求新工作的人的事情只有一件：不錯，此人在我們公司工作過。

　　跨公司的升職會遇到其他問題。45歲之后跨公司調換工作已很困難，到55歲以后就是不可能的了。在一個迅速變化的世界上，年紀較大的員工所帶來的經驗和技能往往是過時的；而年輕、有潛力、看起來更有前途的雇員又總是不乏其人。

　　缺乏晉升機會這種現象在收入方面表現得非常突出。年齡在加至40歲之間的高中畢業生的實際收入比以前低得多。現在工作機會很多，失業率很低，但卻沒有機會獲得技能并從而獲得高工資。缺乏接受在職培訓以獲得新技能的機會是近些年來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工資差距加大的另一個原因。

　　大多數男性員工的實際收入也一直在下降。高中畢業的男性員工的起薪不如其他工業化國家高，也得不到大多數其他國家工人所能得到的那種中學畢業后的培訓。與此同時，最上層那20%員工的工資增幅比任何時候都大。收入和財富的差距不會給經濟造成問題，但它大概會給一個民主國家造成長期存在的政治難題。在一個經濟越來越不平等的社會中，又怎么能鼓吹政治上的平等呢？

　　問題不在于就業。美國90年代的就業機會比任何時候都多，但一半以上工人，的工資卻在下降。與就業崗位形成對照的是，美國的終身就業崗位少之又少。

　　美國的根本問題在于，每一位雇主都希望在培訓制度方面白占便宜。“你培訓，我雇用”，這就是美國人的行事方式。每當失業率不高的時候，雇主們就牢騷滿腔地抱怨受過訓練的工人太少，其實他們自已是從不進行培訓的。他們根本不覺得自己的抱怨有什么奇怪之處。至于雇員們，由于沒有升職階梯，他們無法明智地自己掌握適當的技能。由于他們會經常由一家公司轉到另一家公司，他們不知道自己將需要什么技能以及那些技能在多長時間內幫助他們找到掙錢的機會。其結果，他們自然就不會為獲得技能而投資。

　　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最大難題闡述起來容易，解決起來卻很難。技術的進步正在造成一種迅速取代我們原有的國家經濟的全球經濟。各國政府無法控制這種新經濟，然而，任何人--至少是所有美國人--都不想建立也許能夠控制這種經濟的全球政體。結果，我們將生活在一個從根本上說是無法管理的經濟制度之中。在遏制1997年亞洲經濟災難方面遇到的困難就是我們可以預計今后將遇到的許多這類困難之一。

　　以前為管理和維持自己的經濟制度傷腦筋的各國政府現在正慢慢地被排斥在外。全球金融發生的變化幾乎把所有國家的政府都壓垮了，只有幾個最大國家的政府除外。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喪失了它們對信息和資本流動的控制。他們不能控制什么人進入他們的國界或者在文化方面打入他們的國界。他們手中仍然有軍隊，但卻不敢使用它們，因為戰爭的實況現在都被展現在電視上。

　　反過來說，全球企業的權力--也許應當說是它們不受政府監督的自由--隨著公司的下述能力的增加而增加：它們可以遷往最有利的地點并可以在取得有吸引力的投資項目的競爭中挑動一些國家反對另一些國家。

　　隨著各國政府的萎縮和全球公司的擴大，出現了第二個重大的問題。放眼望去，我們幾乎在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國家之間、公司之間和個人之間的經濟不平等現象在加劇。資本收益在增加，工人收益在減少。公司要么參加全球市場的角逐，要么參加“尼基”市場的角逐，中等規模的國家公司成了瀕臨滅絕的物種。國家政府一向是采取行動控制這種不平等現象的。但是，他們在喪失了管理經濟制度的能力之后，也喪失了限制經濟不平等的能力。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我們會生活在一個普遍存在著更大的不公平的世界上。

　　第三次工業革命使老的體制和老的運作方式變得過時了，從而要求個人、公司和國家相應地作出改變。

　　對于個人，我的忠告是：技能，技能，還是技能。那些沒有一技之長的人的經濟前景是可悲的。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情況--沒有技能的人的實際工資在下降--將繼續存在下去。勞動大軍中屬于下層的那2／3的人受教育的需要尤其迫切。在一個體力勞動掙錢少、腦力勞動掙錢多的世界上，這部分工人必須大大提高受教育水平。韓國8年級學生中成績最差的那1／4學生的平均分高于美國同年級中同一部分學生的成績，這是根本不正常的現象。

　　在50年代和60年代，創業的機會極少；今天，這種機會很多。但是，我們在報紙上每讀到一個取得成功的故事、每出現一個新的億萬富翁，背后都有數十位企業家破產，只是沒有人注意、也沒有人悲悼罷了。走下坡路的風險是實實在在的。

　　自我摧毀是對老企業的挑戰。它們能否本著進取的精神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帶來的機會--即便這意味著有意識地摧毀現有的有利可圖的活動也罷？歷史昭示我們：很少有人能做到這一點，而做不到這一點的人很可能被淘汰。對新公司而言，經濟機會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充滿著商機，各企業可以在沒有地位牢固的競爭對手的環境中成長。

　　那些在教育、基礎設施及研究與開發方面大量投資的國家將會成為勝利者。我們需要有一項國家投資預算，使我們對自己如何花費錢財做到心中有數。我們目前存在著負儲蓄率，這決不是成功之道。

　　然而，對那些有技能、喜歡冒風險同時又愿意摧毀自己以前的活動并且生活在高投資社會中的人來說，現在是最有利的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