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渤見到記者的第一句話就是：“英國國防部說他們早在10年前就知道了貧鈾彈的影響，他們是憑什么知道的？除了海灣戰爭，還有別的依據嗎？我當時就曾親身經歷海灣戰爭，戰后多國部隊軍人所患‘海灣戰爭綜合征’的癥狀，我身上幾乎全有！”

　　據《俄羅斯報》2001年1月6日報道：“早在海灣戰爭后北約就知道使用貧鈾彈的后果會怎樣。當時，北約共向伊拉克投放了94萬多枚貧鈾彈。25萬伊拉克人親身體驗了從天而降的300噸放射性物質的危害，數千名美國軍人也受到貧鈾彈的傷害。但由于他們在伊拉克領土上逗留的時間并不長，所患疾病程度并不算太嚴重。盡管國防部給許多身體受損的士兵發放了補貼，但這正表現了美國對此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2000年3月21日，聯合國駐科索沃維和部隊發言人公開承認，北約轟炸南聯盟期間，北約戰機共使用了3.1萬枚貧鈾彈。在過去10年里進行的3大地區戰爭──海灣戰爭、波黑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均使用了貧鈾彈。海灣戰爭后，有關專家認為：“科威特上空的大氣污染程度不亞于一枚輕量級化學彈頭所形成的污染。若長期在這樣的環境中生活，若干年后，其危害程度將不亞于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泄漏帶來的危害。”

　　如今，就在“海灣戰爭綜合征”還沒完結時，“巴爾干戰爭綜合征”又在歐洲鬧翻了天。

　　孫渤，山東人，大學畢業后被分配到北京對外經濟貿易管理干部學院工作，曾任院團委書記。1989年7月至1990年8月，被外經貿部抽調到中國駐科威特使館任商務隨員，后因海灣戰爭而緊急撤回。1990年12月至1991年3月，孫渤被調往中國駐埃塞俄比亞大使館任商務隨員。在聯合國尚未宣布海灣戰爭正式停火之際，孫渤于1991年3月又被緊急調往科威特參加重建被毀中國使館工作，成為首批重返科威特的6名中國外交官之一(其中4名來自外交部、兩名來自外經貿部)。

　　重返科威特1個月后，孫渤就感到身體不適。1991年5月，孫渤因全身難受而到當地醫院檢查。在尿樣化驗中，發現PH值酸性偏高。醫生要他每天盡量多喝水，以沖淡毒素。1992年2月，因身體原因孫渤由科威特調往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館商務處。據悉，津巴布韋山青水秀，便于療養。1993年1月被調回國內，隨后便調往山東煙臺大學，現為煙臺大學外國語學院外貿英語教學部主任，副教授。

　　外經貿部人事司在1995年9月26日出具的一份證明信中說，孫渤“為我駐科威特人員(公司、勞務等)的緊急撤離做了許多工作，為保證國家和駐科人員的財產不受損失盡職盡責，不辭勞苦，完成了國家交給的各項任務”。“在艱苦的條件下，為恢復和發展中科經貿關系做出了努力，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中國前駐科威特大使管子懷曾說，“包括孫渤同志在內的先期返回科威特工作的同志，曾得到外交部和外經貿部的通報表彰”。

　　孫渤是在來京治病時接受本報記者采訪的。為節省開支，他這次來京治病，并沒有住旅館，而是在北京“泡澡堂”。沒有聯系手段，一位看公用電話的宋小姐聽到他的遭遇后主動讓他把公用電話作為自己的聯系電話，宋小姐還成了他的聯系人。

　　海灣戰爭打起來時，孫渤是27歲的小伙子，身強體壯。如今37歲的他，從本報編輯部大樓一樓乘電梯來到五樓，再從五樓走到六樓的咖啡廳，盡管只有十幾級臺階，他已經氣喘吁吁。

　　據悉，貧鈾彈對人體至少有5大傷害：一是引起造血障礙，表現為紅細胞、白細胞、血小板和血紅蛋白減少，造血細胞受損而導致造血障礙；二是引起眼睛生白內障，表現為眼晶體混濁及視覺障礙，這也是最早發生和最多見的病癥；三是白血病及其他惡性腫瘤；四是生育能力下降，甚至會導致精子和卵子中的染色體畸變和基因突變，進而導致下一代出現異常；五是生長發育出現障礙，嚴重時會引起壽命縮短、未老先衰或提前死亡。

　　在北京協和醫院出具的病歷簿上有如下記錄：孫渤“在海灣戰爭時曾被伊拉克(軍人)拘禁，戰爭停后，工作非常緊張，以后惡心、頭暈、嘔吐。當地醫生認為是空氣污染，以后經常胸悶、心慌回國后，“仍憋氣、喘、發胖、頭暈、記憶力差、急躁”。

　　孫渤告訴記者，他的癥狀主要有4個：一、不分時間地點地嘔吐，10年來一直未斷，每逢有事需預先吃藥；二、呼吸困難；三、情緒不穩定；四、記憶力嚴重衰退。每次與人見面，先記錄談話要點，然后在談時不停地翻看。所有這些癥狀都是以前所沒有的。

　　對孫渤來說，最大的問題是生育能力。2000年1月13日，北京“國家藥物及代謝產物分析研究中心”出具了對孫渤的“精子堿性核蛋白檢測報告”。這份由協和醫院作為委托單位的檢測分析結果表明：孫渤“睪丸精子發生過程中精核蛋白取代組蛋白過程：受阻；精核蛋白：HP2，HP3減少；精子細胞分化：明顯影響”。

　　孫渤于1994年結婚，愛人曾妊娠一次，后自然流產。在獲知美國10萬海灣戰爭大兵患有“海灣戰爭綜合征”后，孫渤一直未敢生育。他說，盡管他已經37歲，盡管他和他的愛人都非常渴望有自己親生的孩子，但眼前所陪伴他們的只有兩只小貓。北京德高望重的老專家王綿之教授(曾給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看過病)一再叮囑他：“萬萬不可生孩子，否則，不但自身難保，還要雪上加霜！”

　　盡管歐洲和北約官員對貧鈾彈問題有正面的“說法”，但美國至今沒有承認。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還在極力否認貧鈾彈造成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像孫渤這樣分散在其他國家的單個人的病況更是難以得到應有的重視。孫渤引述說，美國之所以不承認貧鈾彈的問題主要有以下3個方面的顧慮：第一，一旦承認，勢必會引發民眾的憤怒與不滿，美國軍方和政府擔待不起；第二，美國有10萬大兵患有這種病，一旦承認，則難以承受數額巨大的養護費用；第三，一旦承認貧鈾彈問題，就必須要正面解決這個問題，這就等于貧鈾彈有了“解藥”，如此，美國一大批生化武器將全部報廢。

　　據悉，由于中國遭受此種傷害的人數特別少，而且中國并沒有現成的病例。因此，對于病人只能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據記者了解，原中國駐科威特大使館廚師李國林原是國家特一級廚師，出國前身體一切正常，從科威特緊急撤回后一直感到疲勞、腰痛。自己一直以為是感冒，1個月后再經檢查時已是“肝癌晚期”(據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人士指出，“具體原因一直說不清楚”)。又9個月后，病逝。記者還獲悉，中國還有其他與孫渤有一樣遭遇的受害者。(轉自《中國青年報》/作者：陳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