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的心目中，北京與眾不同。

　　全國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國際交往中心，世界著名古都，現代國際都市——沒有哪座城市，像北京一樣，匯聚如此多重的功能，承載如此多元的期望。

　　胡錦濤總書記在視察北京工作時指出：“北京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基礎較好，完全有條件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希望北京“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各個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國的前列”。

　　面對殷殷囑托，北京在思考和選擇自己的時代座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劉淇說：作為首都，在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征程中，核心問題是打造一個新北京，成為“首善之區”。

　　全國在看，世界在看：新北京，新在哪里？

　　從定位之爭到規劃之變，新思路破解發展困局

　　在半個多世紀的現代化建設中，北京人的心頭，始終縈繞著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北京是什么？

　　表面看，北京定位明確。搞好“四個服務”：為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服務、為日益擴大的國際交往服務、為國家教科文衛事業的發展服務、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務。

　　現實中，北京的坐標總在游移。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受命“由消費城市向生產城市轉變”，隨后又計劃建成全國的工業中心、經濟中心乃至“包攬一切的萬全中心”。北京，就在這說不清、大而全的定位中發展著、也困惑著。

　　地位特殊，定位模糊，使北京聚集了超常“人氣”。到2005年底，北京戶籍人口和暫住人口1538萬人，城市中心區每平方公里近3萬人，密度遠高于國際上其他大都市。北京新進人口以每年35萬人的速度增長著，相當于一年添加一座中等城市。

　　人多，北京無可怨尤：全國人民的首都，不論誰來，北京都歡迎。人多，北京無可奈何：大家都來，北京怎么辦？

　　人口激增使北京深陷“大城市病”：水、能源、土地奇缺，交通吃緊，污染加重。干旱加上沙塵暴，讓北京常常“灰頭土臉”。市發改委主任丁向陽感嘆，北京是在以有限的資源和環境應對著無限的需求。

　　更何況，北京還有3000多年建城史、850年古都的深宏文脈。幾十年來，北京現代化的步伐，一直在“經營舊城”的有限空間里閃轉騰挪。伴隨著“新”與“舊”的不休紛爭，回望被現代化浪潮淹沒的古都風貌，北京人時常陷入“發展與保護”的兩難境地。

　　不堪重負，何去何從？

　　2005年1月20日前后，京城各大媒體濃墨重彩地報道了一個消息：《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年—2020年)》出臺。

　　其后幾天，敏感的媒體用不同方式關注著這個“前所未有的規劃”，其中最集中的報道主題，是“新北京功能定位”。

　　這幅事關北京今后15年發展的藍圖，第一次把城市規劃拓延到城鄉統籌，第一次把北京定位于“國家首都，國際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第一次提出興建新城、調整單中心城市布局、走出以環線擴張的“同心圓”、實現城市均衡發展……

　　在新的發展觀之下，重新打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新北京的思路豁然開朗——

　　北京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不去做全國經濟中心；北京要做全國的表率，但不一定拿全能冠軍。

　　而這只是新北京的“城市戰略”。新修規劃還鮮明突顯了北京市決策者關于“國家戰略”和“國際戰略”的構想。第一次將京津冀及環渤海地區協調發展納入視野，強調北京在推動全國區域協調發展格局的戰略調整中的帶動和輻射作用，成為統籌區域的一大突破。第一次根據世界城市發展大勢和自身優勢，確立“文化”和“宜居”為城市發展的最優空間，打造強化城市品牌，最終在全球舞臺張揚東方文明古都的國際競爭力。

　　“這意味著北京將自己的未來，置于全國加快發展的大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專家學者分析。

　　中央評價：這是全國第一個按照科學發展觀編制的規劃，具有示范效應。

　　自1953年以來，《總體規劃》已是第六次修編。新版規劃的大“取”大“舍”展示了北京市發展思路的戰略性嬗變。市長王岐山感慨，科學發展觀是解決北京當前現實問題的鑰匙，破解了北京為誰發展、如何發展的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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