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魯迅誕辰125周年和逝世70周年。魯迅之名，如雷貫耳，魯迅之才，少有其儔。尤其是舊學功底，流淌于作品字里行間；經典古籍，爛熟于文豪心胸之內。但從魯迅所受學校教育方面考察，卻與中國古典文史等舊學無涉。他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考入南京江南水師學堂。不久，改入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務鐵路學堂。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春畢業，后被派赴日本留學，先入東京弘文學院學習日語，后進仙臺醫學專門學校習醫。這就是魯迅早期求學的履歷，實無絲毫文史學科背景。而其文史造詣之精深，則另有原因也。

　　翰林后裔的家學背景和周家的崇文傳統是成就魯迅的首要因素

　　魯迅原名周樹人，魯迅為其筆名之一。清光緒七年八月初三(1881年9月25日)出生于紹興城內都昌坊口一個士大夫家庭。祖父周福清(1837年—1904年)，乃同治翰林。魯迅祖父所擁有的如此清望、眼界和基因，是魯迅日后成為文豪的重要因素。周氏詩書傳家，對子孫教育十分重視。魯迅六歲時，入周家自設私塾讀書，由叔祖周玉田開蒙。遵祖父旨意，除習字、對課之外，還要讀《鑒略》(又名《五字鑒》，是影響深遠的蒙學讀物)，玉田師家中藏書豐富，使魯迅眼界大開，興致盎然。這無疑為魯迅打下了堅實的史學和古文基礎。

　　家庭變故為日后走上文學道路奠定了閱歷上的基礎和情感上的鋪墊

　　光緒十九年(1893年)，慈禧太后五十九歲，明年六十大壽，清廷決定開恩科。故于此年秋，各省行鄉試。所謂恩科，是于正科之外，逢國有大慶，萬壽、凱旋等喜慶之事而臨時增設之科舉考試。本次浙江鄉試正考官殷如璋，與周福清同為同治辛未科進士，屬同年。所謂“同年”，是指同一年中試之意。清朝官場，甚重同年，由此結成關系網。周福清見有機可乘，便備一萬兩銀子的期票一張，為其子(即魯迅之父周伯宜)打通關節。其時殷如璋所乘官船，剛行至蘇州。周福清自認與殷如璋交情深厚，命自家聽差持銀票攔截殷如璋于蘇州。但事有不巧，其時副主考周錫恩和蘇州府知府王仁堪也在座。原本無事，通關節乃司空見慣，然周家聽差周阿順卻頗不通世事，遞上銀票之后，見沒有動靜，竟在船下高喊:“收了銀子，怎么也不給回條，讓我回去怎么和主人交代！”此事就此戳穿，殷如璋自不好瞞過，便連人帶信交于蘇州府，周福清以科場行賄，被捕入獄。

　　周福清行賄案人贓俱在，且科場案發，治罪從嚴。周福清運氣奇差，原本刑部擬呈“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緒皇帝卻想抓個典型，便一反慣例，將改為“斬監候”，也就是等待斬首，押入杭州死牢中，等待秋后處決。魯迅之父伯宜也因此案被革去秀才功名，取消鄉試資格。周家本是殷實富裕之家，為保住周福清一條老命，便不得不出銀兩買通官府，以使刑期后延，故而秋后并未斬決。此后每年皆須花錢打點，一拖就是七年。福清出獄后，已是傾家蕩產。祖父落難，家道中落，魯迅作為長房長孫，感受最為深切，這使他很早便領略到仕途險惡，遂決意另謀出路，遠離官場。而對于周家而言，祖父之獄絕非光彩之事，因此于魯迅有生之年對此從不提起。祖父系獄的七年中，每年“秋決”，皆掙扎于生死之間，無疑是給親人帶來難以承受的煎熬和創痛。以致魯迅成為作家以后，將人間的虛偽、殘酷、不平、黑暗，往往以憤激沉痛的筆墨寫出。此番遭遇于魯迅之所以成為魯迅，所關之巨，毋庸贅言。

　　紹興的敦儒重教、崇文尊師的地域文化優勢是成就魯迅的第三個因素

　　明清時期，浙江文風極盛，而紹興在浙江又居上乘。敦儒重教，崇文尊師之風深入人心。魯迅年十一，入紹興城內最為嚴格的私塾“三味書屋”，從壽鏡吾讀書。三味書屋原稱“三余書屋”，取義于《三國志》裴松之注，即董遇所云“為學當以三余，冬者歲之余，夜者日之余，陰雨者晴之余”。意即要人們利用一切空余時間，發憤為學。后壽鏡吾祖父壽峰嵐將“三余”改為“三味”，意為“讀經味如稻粱，讀史味如肴饌，諸子百家，味如醯醢”。其意乃讀書如美味佳肴，必不可少。

　　壽鏡吾，名懷鑒，生員出身，是一位學問淵博的宿儒。按魯迅的回憶，“他是一個高而瘦的老人，須發都花白了，還戴著大眼鏡。”他品行端正，性格耿直，一生厭惡功名，自考中秀才后，便不再應試，終身以坐館授徒為業。魯迅稱贊他“是本城中極方正，質樸，博學的人”。他教書極為認真，對學生要求也極為嚴格。

　　魯迅優游于擁有如此厚重文化積淀的場所，前后長達五年之久。對一個兒童而言，三味書屋的讀書生活枯燥乏味，每日“就只讀書，正午習字，晚上對課”。而小魯迅求知欲望極強，除完成先生規定功課外，還熟讀《四書》、《五經》、《唐詩》和漢魏六朝辭文，背誦了不少其他古典文學作品。此外，尚能遍索課外書籍來讀，如《爾雅音圖》、《癸巳類稿》、《詩畫舫》、《紅樓夢》、《水滸傳》、《儒林外史》等等。魯迅讀書，并不死記硬背，而是注重理解和掌握。他曾制作一張小巧精美的書簽，兩端剪貼著紅色花紋圖案，中間寫著十個端正的工筆小楷，曰“讀書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夾于書中，每讀一遍，從上往下抽蓋掉一字，讀過幾遍，便能倒背如流。因讀書皆按“三到”之法，所以比別人學得快，學得好，為此常得到先生稱贊。

　　魯迅不但閱讀量大，且能融會貫通，深受壽鏡吾先生器重。魯迅回憶說:先生最初“對我很嚴厲，后來卻好起來了，不過給我讀的書漸漸加多，對課也漸漸地加上字去，從三言到五言，終于到七言”。一次，先生以“獨角獸”尋對，同學中有對“二頭蛇”、“三腳蟾”者，也有對“百腳蟲”、“九頭鳥”者，唯魯迅根據所學《爾雅》，以“比目魚”對，先生大加贊賞，說:“‘獨’非數詞，但有‘單’之意；‘比’亦非數詞，但含有‘雙’之意，可見是用心才對出來的。”三味書屋的人文底蘊，使魯迅受益匪淺。得以在此積累下豐富的文化知識，為日后從事文學創作打下了堅實厚重的基礎。

　　綜上所述，翰林淵源與遺傳天賦，家庭變故與世態炎涼，地域文風與家族風氣，為一代文豪打下了成功的必要基礎，這一切使得魯迅后來決定改弦易轍進入文學領域后，從一開始便身手不凡，如魚得水，很快成長為一代文豪。此時此刻撫今追昔，令后學如我等者只能徒發望洋之嘆也。

　　(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邸永君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