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次穿越西風帶，跨越南北半球航行22700多海里，131個日夜的科考生活……4月3日下午，在中國科技大學極地科學研究室春光明媚的會議室里，剛剛完成我國第22次南極科考任務歸來的中國科技大學青年教師朱仁斌博士和碩士生趙三平、徐思琦，給我們分別講述了他們在中山站、長城站和“雪龍號”上難忘的經歷……
拿到“中國南極大學”的文憑
中國科大這三位科考隊員的行程路線并不相同，但都順利到達了南極。趙三平乘飛機，從北京出發，30多個小時后降落在南極長城站；朱仁斌、徐思琦則在上海民生港碼頭乘坐“雪龍號”科考船，走海路。
雪龍號起航不久，“中國南極大學”就開學了！科考隊員們在領隊魏文良和首席科學家楊惠根兩位正、副校長的帶領下，開始了漫長南極之旅的學習生涯。
來自各研究領域的科考隊員聚集在餐廳，觀看“老師”們的幻燈片，了解國際南極科研動態和進展、“雪龍號”船的相關常識、長城站和中山站的維護知識，等等。“中國南極大學”學制雖短，規模也很小，但能學到的知識卻是許多領域最前沿的，內容也非常豐富。
這共計36個學時的“大學”課程，必須等到海上風平浪靜的時候才能安排，盡管如此，大家還是會用最大的激情上好每一節課。“船上的科考隊員都是各領域的專家，大家既做老師又當學生，相互之間取長補短！”第二次參加南極科考的朱仁斌博士不但獲得了“中國南極大學”的文憑，還當上了這個特殊大學的特聘教授，“校長親自給我頒發了聘書，讓我提前過了一把教授癮！”
“差點就被風吹跑了”
長得文靜可愛的徐思琦是三人中唯一的女生，她的科考任務是采集上海—南極—上海航線上的氣溶膠樣品，通過氣溶膠樣品檢測空氣中污染物質的成分、含量、全球分布特征及其與人類活動的關系。所以，這第一次遠航南極的131天，她幾乎都要呆在“雪龍號”上。
“在‘雪龍號’上，我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暈船！”去年11月18日“雪龍號”起航后，剛出長江口，船便開始隨風搖晃，從小暈車的徐思琦感覺非常不適應，“在海上，船左右搖，前后也搖，我一上船就開始吐，開始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對抗暈船了。”徐思琦忍著暈船的痛苦堅持完成采集任務。就這樣過了差不多1個星期，她才漸漸習慣了海上的生活。
“風大的時候，海面能掀起30米高的浪，海浪像一盆又一盆的水潑到駕駛臺窗上，窗戶外連欄桿都看不見了，甲板上全是白花花的海水，非常可怕！”不過，船逆風行駛和風大的時候卻能夠采集到新鮮的空氣樣本，所以，風再大徐思琦也要到駕駛臺頂去換樣品。她說，真的有一次差點被風吹跑。“駕駛臺有7層樓高，再到頂上去就算是8樓了。那天，我去換樣品，上去就感覺腳站不穩，被風吹得直往后退，幸好被同事一把抓住！后來他們就說以后得用安全帶把我攔腰拴住，不然肯定要被風吹跑了。”徐思琦說，這次“雪龍號”在航行過程中4次穿越了西風帶，但幸運的是每次海況都非常好，有驚無險。徐思琦說能順利通過西風帶，大家都把功勞歸于船上的天氣預報員，“他們太厲害了，預報相當準確，我們都說是他們把風給報沒了。”
科考生活很豐富
“雪龍號”上不可以打手機，只能上上船內的局域網，131天長途航行的寂寞是最可怕的，但徐思琦不覺得。她說，船上有個10平方米大小的圖書館，每天會定時開放，大家可以借書或碟片來看。“除此之外，還有各種各樣的活動和游戲比賽，比如過赤道的時候，我們就專門舉行了一個儀式，那次有啤酒大賽、拔河比賽和真正的射擊比賽。平時打撲克、打乒乓球和卡拉OK賽也很頻繁。”“我們還舉行過兩次救生演習，船上的三副教會了我們如何穿救生衣和使用救生艇，以及正確的跳水姿勢。”“這次南極考察隊還主辦了一個《雪龍之聲》的內部刊物，報道船上發生的事情和國內新聞，那些國內新聞都是中央臺的記者們通過衛星上公網獲得的，還有船上隊員們寫的一些文章。”
“春節到了，雖然條件簡陋，但春節聯歡晚會是不能少的”，“在長城站，每個隊員既是觀眾又是演員，而且35歲以下的隊員必須出節目”，這可讓從來不敢登臺的趙三平犯了難。在背著樣品往回走的路上，他突發創作靈感，自編自演了快板《卸貨英雄譜》，又和其他隊員合作了一個類似“實話實說”性質的節目，通過講述大家互相幫助的經歷，表達年輕隊員對隊友和“老南極”的欽佩及感激之情。“每個人都是在完成自己日常科考工作任務的間隙來準備節目的，在長城站那個小集體里，所有的隊員都很活躍，努力把自己的各項才能展示出來！晚會上大家都很快樂，還吃上了餃子。這是我在外過的第一個春節，也是最難忘的一個春節！”趙三平說起來還是那么開心。
“我們都要搽防曬霜”
“南極冷嗎？”趙三平回來后，很多人都這樣問他。“其實沒有大家平常想象中那么冷，長城站所在地屬于極地海洋性氣候，我們到的時候又正值南極夏季，日照時間比較長，平均溫度在0℃左右，沒有風的日子很暖和！”初到長城站的趙三平覺得那里的氣候比想象中的好多了。但由于日照時間長，生物鐘就被打亂了。“我們只能把窗簾拉上，想象著當時是黑夜，才勉強入睡。”隨著在野外考察次數的增多，他逐漸發現南極氣候雖然還算適宜，但紫外線照射異常強烈。“科考隊給我們準備了專門的防曬霜、護手霜和墨鏡。開始防曬霜并沒有得到大家足夠的重視，覺得是女生專用的東西，但很快就領教了南極陽光的厲害，許多隊員的臉被強烈的紫外線灼傷成一塊塊的‘黑鍋巴’”，自那以后，趙三平他們就認識到了防曬霜的重要性。
“太陽幾乎每時每刻都明晃晃地掛在天上，要出去采集樣本，防曬霜和墨鏡是必需的。”朱仁斌覺得中山站的氣候更加惡劣，他說，長城站在南極的西面，潮濕而溫暖，苔蘚、地衣等植物比較茂盛。中山站則位于東南極大陸拉斯曼丘陵，屬于南極大陸，氣象要素的變化與長城站相比更具備南極極地氣候特點：寒冷干燥，到處荒涼，沒有飛鳥，四處裸露著孔洞密麻的風化石、海冰、冰山，全年晴天數也比長城站多得多，會出現極晝和極夜現象，紫外線照射也就更加強烈。
“享受了一次元首級待遇”
和朱仁斌曾參加的第18次南極科考不同，這次他的任務是把研究領域從西南極延伸到東南極，以便通過對東、西南極樣本資料的對比來發現歷史時期企鵝數量變化與氣候變化的關系。
去中山站前，朱仁斌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但到了那里他才發現，中山站所在區域沒有大量的企鵝聚集地，很難采集到所需的企鵝糞便樣品，他便將求助的目光投向120公里外的澳大利亞戴維斯站。從中山站到戴維斯站要乘直升飛機飛行1個半小時，可在南極，直升機的飛行時間非常寶貴，代價要每小時1萬元。
后來，鑒于中國科大研究項目在國際學術界的影響和科考水平，通過雙方友好協商，朱仁斌在站長的陪同下，免費乘坐直升飛機到達戴維斯站。這樣的經歷讓他“享受了一次元首級待遇”！
即便到了企鵝聚集地，采集企鵝糞便同樣是艱難的。企鵝糞便是稀的，離開企鵝體內到地上就鋪成薄薄一層，很難刮下來，要采集樣本就只有在石頭上鉆打企鵝古糞土的沉積柱。在戴維斯站工作的兩個星期，朱仁斌跑了5個企鵝島，打鉆各種類型的企鵝糞土沉積柱。澳大利亞人很贊賞朱仁斌這種科研精神，都親切地叫他“石頭”，“因為我的名字那些外國同行發不好音，加上他們發現我的工作是與石頭打交道，所以就叫我‘石頭’，意思是，戴維斯站附近哪兒有石頭，哪兒就會有這個中國人的身影。”更讓朱仁斌感動的是，戴維斯站的工作人員會陪同他一起去野外工作。在國際同行的無私支持和幫助下，朱仁斌最終完成了采集任務。
科考有里程碑意義
中國科技大學曾先后派出科研人員參加了我國第15次、16次和18次的南極科學考察。這次朱仁斌、趙三平和徐思琦的南極之行，是中國科大極地研究室的謀劃之作。徐思琦在環南極南大洋，趙三平在長城站，朱仁斌則轉戰到中山站。此次南極之行，趙三平的工作會為科大極地室在西南極喬治王島企鵝、海豹古生態變化研究提供更加翔實的資料與證據，而朱仁斌在東南極取得的成果將會拓寬科大的研究范圍。
現在，朱仁斌、趙三平和徐思琦正忙著整理從南極采集回來的樣品，瓶瓶罐罐足足裝滿了3個冰箱。看著弟子們的成果，極地環境研究室主任孫立廣教授一臉興奮：“這是一個里程碑式的開始，具體成果在一年后就會有所體現。”孫立廣說，將西南極和東南極的資料進行對比，研究室就能進一步分析研究南極企鵝如何遷徙和為什么要遷徙，這對研究南極地區甚至全球的生態環境變化都有著重要意義。
來源：《中國教育報》 作者：李雅清 胡勝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