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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進黨治下，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僵局很難化解
陳長文在海基會15年了。從開始的意氣風發(fā)，到最后的黯然辭職，陳感嘆：“哲人仙去，已無眷戀！廢統既定，其會何附？以言以諫，不得回聲！”
雖然有八成臺灣民眾認為海基會仍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前董事長辜振甫與名譽董事長孫運璇去世之后，以民進黨“立委”張俊雄為首腦的海基會已經失去了原先擔當兩岸交流的使命，在涉及大陸的問題上常常追隨“陸委會”和“總統”，設置障礙，談論“對等原則”。而陳長文作為創(chuàng)始元老，提出的無涉統“獨”的建議，也從來沒有得到任何回音。
失望之下，陳長文憤然離去，但他亦表示，仍將持續(xù)關注兩岸問題。
盛景不再
現在，問一個普通的臺灣年輕人，海基會在做什么，很少有人能說清楚；說起張俊雄和“陸委會”主委吳釗燮有何不同，大部分人也啞口無言。臺灣大學的大三學生石祥對記者說：“真的不知道，也沒有必要知道，現在都是阿扁‘總統’說了算。”
但是15年前，海基會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之后的幾年，臺灣人也清楚地看到他們在做什么——他們在海峽兩岸的溝通問題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時任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的陳長文當時是董事長辜振甫的得力助手，很多臺灣人相信，他也是海基會的實際操刀人。
海基會成立于1991年3月9日。當時，隨著兩岸民間交流的逐步放開，偷渡走私、文書查證、財產繼承、婚姻關系和經貿糾紛等實際問題開始困擾著兩岸民眾。需要海基會這樣一個溝通機制。
海基會的成立，還有一個重要的背景，就是“國家統一委員會(國統會)”于1990年10月7日成立，研商制訂“國家統一綱領”，并于1991年1月30日成立了“陸委會”。當年4月9日，海基會與“陸委會”簽訂委托契約，處理有關兩岸談判對話、文書驗證、民眾探親、商務旅行往來、糾紛調處等涉及“公權力”之相關業(yè)務。
可見，海基會是在“國統綱領”的護佑下成立的，開始時也是一幅欣欣向榮的局面，時至今日15年，該會一共促成了27次兩岸之間的會談。
“九二共識”與辜汪會談
在海基會的歷史上，最為重要的兩次會談應屬達成“九二共識”的香港會談和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辜汪會談。
1992年10月26日至30日，時任海基會法律服務處處長的許惠佑與大陸海協會咨詢部副主任周寧，就“公證書使用”及“掛號函件”問題在香港舉行第二次處長級工作性商談。期間海協會方面提出要就“一個中國”問題達成共識。后經雙方不斷溝通，于11月16日最終定案。
當時，海協會致函海基會，表示同意以各自口頭表述的方式表明“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態(tài)度，并將海協會的口頭表述重點函告海基會：“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但在海峽兩岸事務性商談中，不涉及‘一個中國’的政治含義。本此精神，對兩岸公證書使用(或其它商談事務)加以妥善解決。”
海基會也將自己的表述公之于眾，即“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于一個中國的涵義，認識各有不同。惟鑒于兩岸民間交流日益頻繁，為保障兩岸人民權益，對于文書查證，應加以妥善解決。”此后，“九二共識”成為大陸方面對臺灣問題的一個基礎性認知，但遺憾的是，從李登輝后期到陳水扁，這一共識已經很少被提及，甚至屢屢被侵犯。
在“九二共識”達成之后，1993年4月27日到29日，辜振甫和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辜汪會談，實現了兩岸交流的歷史性突破，雙方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兩會聯系與會談制度協議”和“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4項協議。
此后，海基會和海協會繼續(xù)在北京、廈門、臺北進行多次事務性協商，包括1994年至1995年焦仁和與唐樹備先后在北京與臺北舉行三次焦唐會談，以及1998年10月14日至10月18日于上海及北京舉行的第二次辜汪會談。
壞日子和迷茫的日子
事實上，雖然1998年辜汪又在上海進行了第二次會談，但是海基會的好日子確實只維持了4年。期間雖然有所恢復，但是良好的氣氛已經被破壞。
1995年6月李登輝訪問美國之后，導致兩會協商管道中斷。此后，由于李登輝頻頻發(fā)表令對岸不滿的言論，海基會工作很難取得成果。原先已經確定的1999年秋天汪道涵訪問臺灣，也因李登輝的“特殊兩國論”毀于一旦。
2000年陳水扁上臺后，海基會基本上沒有發(fā)揮什么作用，“終止國統”之后，則更加式微，更何況海基會的董事長也早已換成了民進黨人張俊雄。
面對現在的局面，臺灣淡江大學大陸研究所教授張五岳認為，海基會還是有存在的必要，但是(在民進黨治下)，海基會和海協會的僵局將會很難化解。因為從目前形勢來看，陳水扁在2008年之前走“臺獨基本教義派”之路已成定局。在其“積極管理”之下，雖然海基會不會面臨“國統會”的命運，但基本上也不會有什么作為。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作者：林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