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16時54分，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講堂紀念大廳，10余名形色嚴肅的工作人員魚貫而入。大廳內，一幅以未名湖、博雅塔為主題的畫卷引人注目。此前的11時03分，北京協和醫院，全國政協副主席、北京大學教授王選走過了人生的最后一段歷程。
這位享年70歲的老人還有三院院士的頭銜，分別是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院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這一天，正是北大教職工開學的第一天。幾個小時內，北大新聞網開設了王選網上紀念館，校園BBS上，也出現了多篇懷念文章。
而王選一手創辦的方正集團也發出了兩千字的長文緬懷這位老人，文中說，“沒有王選及其激光照排技術就沒有方正集團，更沒有方正集團的今天。”北大和方正，正是王選人生的兩個基點。
未能參加校慶聚會
“58屆的第一代計算機系學生本想今年校慶時搞一次聚會，王老已經答應了。”北京大學電子學系教授金東瀚說，前天，他和妻子還在說這件事，卻沒想到這位老朋友走得這么早。
20世紀60年代初金東瀚即與王選相識，愛人樸女士又是王選的學生，與王選的妻子關系很好，兩家人維持了多年交往。
1937年，王選生于上海，其家庭可謂滿門才俊。他的曾祖父是同治進士，現在北京國子監石碑上還刻有他的名字，外祖父是中國第一代留學日本的學生，王選的父親王守其畢業于南洋大學。
熟知其人者介紹，王選小時候數理化成績并不好，父親就對他的學習抓得很緊。
金東瀚第一次見王選是在校園里，“人很干凈，皮膚白，但是看著身體比較虛弱”。當時，王選已經從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計算數學專業學習，1959年起任北京大學無線電系教師。
金東瀚回憶，王選當時已經成為我國第一代計算機的研發隊伍中的一員，1958年畢業后，這位年輕人狂熱地投入計算機的設計、調試工作，常常夜宿實驗室。
之后，一場大病襲擊王選，低燒不退，胸悶憋氣，呼吸困難，轉院多次未曾好轉，王選回上海養病，一去三年。
“那時侯的王選身體雖然不好，外表看起來也很平和，但是做起項目來非常用心，而且有種志在必得的霸氣。”金東瀚回憶，他1971年到北大無線電系當老師，無線電系流傳著一句話“計算機系的骨干是無線電系的人”，最主要的就是指王選。
1974年，王選與金東瀚分別申請北京市的科研項目，金東瀚申請到的是關于地震方面的課題，而王選則申請的是漢字排版方面的課題，“當時稱為漢字字符的創建工作。”1978年至1995年，王選任北京大學計算機研究所所長、副教授、教授。
“文革”開始之后，被迫參加體力勞動的王選再次病倒，“心情壞到極點”，曾“一度產生輕生念頭”。
就是在這樣的身體條件下，“文革”結束后，他又經歷了18年的漢字激光照排技術的研究，從沒休過節假日。
金東瀚說，王選和妻子最常用的運動方式就是在校園里散步，堅持了幾十年。他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看到夫妻兩人在未名湖畔散步，“我們當時戲稱是兩個病號”。
“改變一個時代”
“畢昇傳承了我們活字印刷術/從此，用泥字和簽字，我們印刷歷史/他推廣了激光照排/從此，用激光，我們就可以快速的排版歷史”在網上紀念館上，有人留下了這樣評價王選的詩句。
上世紀80年代，王選發明編碼漢字輸入。金東瀚有一次帶著外國朋友去王選那里參觀，當時看到打字員一分鐘打出200字，“我和外國的朋友都非常驚訝”。王選則一直微笑。
1954年，就讀北京大學二年級的王選面臨著分專業，數學、力學、計算數學，很多學生選擇數學不愿和計算機打交道，而當年周恩來總理在十二年科學規劃里講到幾個重點發展領域，其中包括計算機技術，這讓時年17歲的王選投入到計算機硬件研究中。
1975年，僅是北京大學一名普通助教的王選，提出攻研漢字精密照排，而當時日本流行的第二代照版系統，美國流行第三代照版系統，王選的這一想法讓很多人吃驚，見諸媒體的一則消息寫到當年有人對王選開玩笑說“你想搞第四代，我還想搞第八代呢！”當時，王選已重病十年，靠拿勞保度日，每月40來元，關于生活拮據的一個例證是，坐公交車到情報所就少坐一站，為了省五分錢；資料復印不好報銷，他就自己抄。
面前的困難是，激光掃描精度很高，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點陣，大的要由九百萬個點組成，中文需要上千億字節的存儲量，對26個英文字母來說不存在這個問題，但對兩萬漢字是非常突出的問題。
王選給出的解決辦法是，對這種關鍵性的、特別費時間的操作設計一個硬件，使之提高一百倍以上的速度，對于非關鍵性的操作用廉價的軟件來實現。這種被王選用數學描述的解決方案，甚至被批判為“玩弄騙人的數學游戲”。
1979年輸出報版樣張，標志硬件系統成功；1980年第一本用國產激光照排系統排出的樣書《伍毫之劍》誕生，“北大方正”誕生。
之后，由王選引領中文報業和印刷業技術革命的創新之舉，使《人民日報》通過衛星向全國22個城市傳送版面，平均兩分鐘就能傳完一版，這一發明，使中國新聞出版業徹底告別了“鉛與火”的時代。
1992年，王選和他的團隊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占領了國內99%和國外80%的中文電子排版系統市場。
作為漢字激光照排系統的發明者，他推動了中國印刷技術的第二次革命，被稱為“現代畢昇”。
計算機世界總裁劉九如告訴記者，“王老師發明的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技術，改變了科技的進程，甚至改變了一個時代。”
兩度提議科研體改
事實上，王選不僅全力投入科研項目，還重視對科研體制的改革。
2005年8、9月間，王選以九三學社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向全國政協提了兩份提案，其中一個是《提高與科技相關的執法水平》，他提出希望打擊軟件盜版和對偽造國家科技獎證書打假。
而在此之前的6月14日，王選致函《科學時報》“打假”，引起學界轟動。
另一份提案題目為《國家科研經費應重點投向充滿活力和創新能力的科研團隊》。
他在這份提案中指出，我國科研的投入產出比不能令人滿意，真正對國民經濟做出重大貢獻的往往是少數科研團隊，他們的人數在眾多的科研機構、高校和企業中大概只占百分之幾，甚至更小的比例。
“一些單位千方百計爭取項目，弄錢，因為評業績時獲得的經費數目也是一項指標，而且科研經費還可以個人提成。不少單位從未有過可應用的成果，但可以憑關系不斷獲得經費，公關能力往往比科研攻關能力更重要。”這位政協副主席直指科研的不良風氣，認為對于真正能出大成果的團隊是很不公平的。
王選建議，當前關鍵是要建立科學、公平的科研經費分配機制，努力實現更好的投入產出比。在他看來，高技術和新產品是核心，諾貝爾獎甚至只是個副產品。
淡泊名利
北京大學東門對面，方正大廈巍然而立，這里也是方正集團的總部。
“這是王選一手帶大的‘孩子’”一名方正集團的高層人士說。
2003年，王選當選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的辦公室并未搬出方正集團，助手也未換。
在這座大廈的一樓展廳，一直掛著一幅王選和江澤民握手的照片，還有其本人一幅肖像。而在方正集團內部，能明顯感覺到王選身后留下的恢弘事業和集團上下對他的敬重。
昨天下午，王選助手叢中笑電話中聲音哽咽，說自己很難過，無法接受記者采訪。
“他很謙虛，在同學同事面前都沒有架子。”金東瀚說，王選很少用汽車，甚至在方正集團給他配備了汽車后，他也不在家門口坐車，都是自己騎自行車到方正。
2004年5月，中央電視臺專訪王選的記者獲知，江澤民還在電子工業部時就對激光照排特別關注，2002年，王選從江澤民手中接過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1998年，《北京晚報》記者曾詢問王選：“如果您有機會成為百萬富翁，您會接受這筆在知識分子看來乃是天文數字的巨款嗎？”王選聽了一笑，給記者講了一個孔子弟子周游列國花重金贖回很多人卻堅決不要賞金遭孔子批評的故事之后說，“你問的巨款，如果是我的勞動所得，我會欣然接受，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就在這一年，王選將多年來獲得的30萬元獎金捐獻給北大數學學院，設立了“周培源數學獎學金”，獎學金的名稱沒有叫“王選”，如同當年漢字激光照排系統沒有用“王選”命名一樣。
“凡人”王選
金東瀚印象中的王選，最愛穿的就是白襯衫和卡其布的褲子，膝蓋那里經常磨得發白。“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他穿西服都有些不習慣。”他說，王選去參加外面的活動，總是隨身帶著西服，到方正集團里面把西服穿上，活動完了，再脫下來，換上平日裝束。
王選的助手叢中笑在其所著的傳記《王選的世界》回憶，1985年王選家中還只有一臺9英寸的黑白電視機，當時他工資很低，沒有獎金，卻已多次去香港和國外。有一次在香港的商場看見一些人在買高檔首飾，他忽發奇想：“將來歷史會證明，這些買高檔物品的人對人類的貢獻可能都不如我王選。”“他很欣賞北大學生的一種說法：“不要急于滿口袋，先要滿腦袋，滿腦袋的人最終也會滿口袋。‘”《科學時報》記者任黎明就曾目睹王選的樸素。2005年10月，任黎明在方正大廈采訪王選，王選就穿著一雙布鞋。
“當時王老師看上去很消瘦。”2月13日，任黎明向《新京報》記者回憶，當時王選身體不太好，說話超多半個小時就覺得疲勞，助手證實他當時已經有病，但堅持工作。
中科院化學研究所前所長胡亞東說，王選很多年沒有休假了。即使是周末，他也幾乎從不休息。10年前在一次科學會議上，王選和胡亞東交談。言談中王選表示，他很羨慕那些有業余愛好的人，可惜自己事情多，極少能休閑。
京劇是這位老人的愛好，他是一名京劇票友，直到生病前，空余時間還喜歡哼幾句京戲。
暮年之后，王選甚至總結出了科技創新和京劇的相通之處，他說：“京劇講‘一招鮮’，名演員在保留劇目中都有一些絕招，所以久演不衰，科研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也要有‘一招鮮’甚至‘幾招鮮’，這就是創新精神。京劇界講一臺戲就是‘一棵菜’，生旦凈末丑各行當一起托戲，搞科研項目，也需要這種團隊精神。”
【來源：新京報；作者：宮靖、錢昊平、張寒、郭少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