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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2002年10月斯蒂芬·羅奇(Stephen S.Roach)發表了頗有影響的《中國因素》(The China Factor)報告以來，“中國因素”這個詞匯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今年以來中美之間舉行的兩次戰略對話，則是“中國因素”的最重要反應。

　　“中國因素”的兩重性

　　早在20世紀后半葉，“中國因素”就已經悄然走進世界許多戰略家的視野，美國總統尼克松早就把中國看作決定世界未來走向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外部世界真正感受到“中國因素”的存在，也不過是最近10多年的事情。當中國的商品擺滿了世界各國都市鄉邑的貨架，當中國旅游者成群結隊地出現在西方國家時，“中國因素”遂成了一個實質性的話題。

　　與中國走向世界的步伐相比，外界對“中國因素”的反應有一個不短的時滯，也有不同的地域差別。這就帶來了這個因素的兩重性。單從字面理解，這個詞是無所謂褒貶的，但每個人使用這個詞時卻有著自己的主觀判斷蘊涵其中。

　　對“中國因素”兩重性的判斷，表現為正面與負面判斷并存。有人認為中國經濟發展是世界經濟的增量，但也有人認為它是別國經濟的減量；有人認為中國的發展給各國帶來了利益、機遇和活力，也有認為給它世界帶來了問題、挑戰和威脅。兩重性的判斷必然會導致兩重性的反應。有的國家希望與中國共謀發展；也有的國家希望牽制、甚至遏制中國。

　　其實，中國人自己對“中國因素”的感受也是兩重的。對中國經濟融入世界，有些人感到從容自信，也有人感到忐忑不安。總之，“中國因素”改變著世界，也改變著中國自身。

　　美國對華戰略調整邁出步伐

　　“中國因素”對世界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結構性的，美國最近幾年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過去美國對華政策重點關注軍事、人權、臺灣等問題，但現在的美國官員希望和中國探討的問題包括能源、環保甚至人民幣匯率問題。

　　過去，美國把中國鎖定在亞太區域，而今天，美國和歐洲進行戰略對話的時候也要談到中國，在解決中東問題和非洲問題時需要中國的合作。

　　“中國因素”近10多年一直沖擊著美國政壇和政治家的神經，美國人也用了10多年時間來重新定位對華戰略。直到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戴秉國舉行戰略對話，美國比較明確的反應才浮出了水面。

　　過去十幾年，美國對華政策一直在接觸、遏制之間徘徊，所謂的“戰略模糊”不過是接觸加遏制的代名詞或戰略未定的托詞。從今年8月1日中美第一次戰略對話結束后佐利克的談話、今年9月21日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演講，到12月8日中美第二次戰略對話結束后佐利克的表態看，美國對華戰略的基點已經明顯地落腳在合作加制約上。

　　通過第一次戰略對話，美國最終確立了合作加制約的對華戰略，佐利克自己都擺明了希望外界要理解他9月21日演講的暗示。而從第二次戰略對話透露的信息看，美國已經把注意力轉移到戰略的具體實施層面。

　　從接觸加遏制，到合作加制約，表明美國對中國發展看好。克林頓時代，美國希望通過接觸促使中國融入世界，今天美國確認中國融入世界的步伐并希望在這個過程中與中國展開全方位合作。克林頓時代，美國還想著利用各種手段遏制中國，而今天，美國只希望用各種機制約束中國。與遏制想比，“制約”讓人聯想到柔軟的身段，與軟力量相對應。

　　決定“中國因素”的三個問題

　　佐利克在談到對華政策的時候仍然顯得沒有足夠的底氣，因為他覺得“中國因素”至今仍然是一個變量，仍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他也談到了影響“中國因素”未來走勢的幾個問題，這里就埋下了美國對華戰略未來會有微調甚至重新調整的伏筆。

　　誠然，“中國因素”對世界到底意味著什么，仍然難有定論。但如果把影響這個變量的幾個問題理清楚，或許就能撥開一點迷霧。

　　第一個問題是中國自身的走向。

　　第二個問題是外界對“中國因素”的反應。敵人往往是自己塑造和培養起來的。90年代美國人就說過，如果你把中國當作敵人，它就會成為你的敵人。誠然，目前外界對“中國因素”的反應依然具有兩重性。但如果對“中國因素”抱持越來越寬容和接納的態度，那或許有利于“中國因素”繼續沿著建設性的軌道發展。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說明美國人意識到了這一點。

　　第三個問題是中國如何運用自身的力量。這是佐利克，也包括大多數思考“中國因素”的人最關心的問題。在他們看來，隨著中國的不斷強大，中國的力量源泉越來越多元化，而中國運用自身力量的方式將決定“中國因素”是破壞性的，還是建設性的。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韋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