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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嚴峻的能源形勢壓逼之下，中國為了抑制國內成品油價格調整滯后帶來的投機行為，將改進采價期的計算方法，調整成品油調價參考的外部條件，靈活反映國內外市場供求和價格狀況；建立石油企業內部上下游合理的利益調節機制、相關行業的價格聯動機制；對石油企業漲價超額收入進行財稅調節，財政對部分行業和弱勢群體進行油價補貼。

　　毫無疑問，在石油供給硬約束的前提之下，市場化的定價將使得廉價石油的時代黯然退場。那么廉價石油時代終結以后，未來的能源政策會走向何方？

　　從學理上探究，能源定價的市場化效應可能有兩個，即收入效應和替代效應。

　　其一，如果石油價格過高，原來很多因為技術和成本無法開采的油田就變得有利可圖。那么石油公司受利潤的驅動必然加大開采的力度。結果，能源供給必然上升。這就是所謂的收入效應。

　　其二，所謂替代效應是指過高的油價也會促使消費者以及下游產業去尋找節能的方法和替代能源。于是，對能源的需求就會下降。兩種因素會自動調節石油的價格。1970年代的石油禁運之后，80年代出現了石油價格的暴跌。這可能就是上述觀點最好的注釋。

　　實際上，目前存在的清潔、環保能源諸如核能、風能、太陽能等等無法大規模利用，除了該種能源自身存在的利用難度之外，還在于相對于使用石油，其價格太高。也就是說，如果原油價格相對于這些能源的價格提高了，那么人們將被迫放棄使用石油作為能源而轉向其他能源形式。

　　然而，廉價石油時代的終結能夠給未來提供一個穩定可靠的能源供給嗎？好像未必。最近有一個叫做保羅·羅伯茨的美國人寫了一本《石油的終結——瀕臨危險的新世界》，宣稱“不僅廉價石油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石油產能已經接近顛峰，石油供應的下降不可避免”。

　　實際上，沙地阿拉伯、科威特和委內瑞拉還有額外的沒有使用的油井、油泵和輸油管道。如果非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生產開始下降，OPEC成員國就可以啟用它們的過剩能力。所以，有可能非OPEC的石油生產可能已經到了巔峰，但卻很長時間沒有人注意到。

　　也就是說，石油市場的價格信號是被控制的，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地緣政治的因素。再者，那些相信市場神話的人沒有考慮到以碳氫化合物為基礎的礦物燃料對環境，特別是全球氣侯造成的負面影響。

　　既然市場化不能解決石油供應的硬約束問題，出路又在哪里呢？很顯然，理性的選擇是轉到其他可再生能源上。因為目前的能源市場存在的問題是：炭氫化合物比替代能源(如風力、太陽能、氫燃料)要便宜得多。

　　所以，市場化的方向是讓外部成本內部化，也就說，應當把污染、氣候破壞、呼吸道疾病等費用反映到石油價格中去，從而促進新能源的研究和開發。

　　市場化定價沒有錯，但市場化定價應當把能源政策引導到新能源的研發上。如果仍然徘徊在石油的供給和需求上，那么市場化定價可能也無法避免能源危機。其實，這才是所謂石油的終結。

　　筆者也曾經對市場化神話深信不疑，堅定的相信市場化不但具有了收入效應，同時也具有替代效應。能源政策轉向新能源的開發和利用是遲早的事情。不過，也許現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么樂觀。

　　能源政策在世界上是極其敏感的東西，石油利益集團對政府的左右和操控遠非一般人想像的那么簡單。保羅·羅伯茨就談到了石油利益集團對能源政策的左右，“靠碳氫化合物獲利的各個行業(以及從這些行業獲得利益的政客們)根本不想看到與之競爭的技術的出現，更不希望看到這些技術能夠促成的、更分散的新能源體系的出現”，“幾十年以來，這個能源的權勢集團不僅利用了其政治杠桿將替代能源從市場中排擠出去，而且還利用其話語權上的優勢盡量降低對再生能源經濟的期待”。

　　如何打破既得利益集團，是讓學者和治國者頭疼的問題。我想起西漢時期的賈誼寫過的一篇《治安策》，其中最重要的一段話是，“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并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其實，歷史一直在不斷重演。也許我們可以通過歷史找到某些我們今天需要的答案，未來的能源政策也許不會因為市場神話而偏離它原有的軌道。

　　來源：《聯合早報》，有刪節 作者：管清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