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正在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尤其是美國)提供經濟“補貼”，這讓中國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負擔
盡管經濟增速較快，中國仍然是一個貧窮的發展中國家，人均GDP今年勉強超過1200美元，僅是美國的3%。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國家，正在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尤其是美國)提供經濟“補貼”。這讓中國自身背上了沉重的成本負擔。
首先，是扭曲的生產要素價格。
中國出口每年以超過30%的速度增長，2004年中國的新增貿易額占全球國際貿易新增額的10%。廉價的生產要素價格，使得中國出口產品的價格始終保持在全球較低水平。但是，低廉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國勞動力保護與環境保護的缺位、扭曲的能源價格、極低的資金成本以及被低估的人民幣幣值。
中國勞動力十分便宜，工資水平是日本的1/24、美國的1/20。然而，低廉的人工成本是以缺乏合理的勞動力保護為代價的，這從礦難中家屬獲得的微薄賠償、生產裝配線上的工人缺乏基本醫療保障中都可管窺一斑。
如果人力資源豐富可以作為低工資的一個借口，那么，行政管制下的低廉能源價格就根本沒有道理可言。中國石油消費中超過40%依賴進口，能源利用效率卻屬全球較低水平。另外，盡管石油價格不斷上漲，中國的燃油價格依然遠低于國際水平。中國燃油補貼對國際油價的影響不可忽視。因為國內低廉的燃油價格刺激需求，抬高國際石油價格，擴大煉油毛利損失，進而又增加對國外的燃油補貼。2004年中國石油需求名列全球第二，僅次于美國，占全球總需求增量的比例名列第一。隨著經濟發展日益依賴石油進口，中國將陷入惡性循環，侵蝕自身利益。
中國的資金也相當便宜。目前，中國七天回購利率略微高于1%，而僅僅是隔夜息的美國隔夜聯邦基金拆借利率已達3.75%。反映出政府對匯率升值的擔憂，卻導致投資快速擴張、經濟過熱，并使原本已脆弱的銀行體系面對更大的經濟回落所帶來的風險。但經濟遲早是要回落的。廉價勞動力、能源價格的扭曲和極低的資金成本導致投資高速增長，從而帶動國際原材料價格的大幅上揚。近年來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企，鐵礦石價格僅2005年就上漲了71.5%，這些都與中國的強勁需求增長有關。中國2003年氧化鋁、鐵礦石、鋼鐵和煤炭需求占全球約25%-30%，水泥更是高達40%。中國礦產資源貧乏，進口占需求比重很高。進口的增長推高了國際價格，使中國貿易條件進一步惡化。
其次，外資企業得以大賺便宜。
中國近年來吸引了大量的國外直接投資。外資企業在中國獲取的豐厚回報與政策傾斜不無關系。更重要的是，外商投資集中在出口制造業，其出口額占中國商品出口總額近60%。優惠的外企所得稅政策和廉價的生產要素極大地補貼了外資企業的出口，施惠于國外消費者和外資企業，不利于國內企業和工人。外商投資也許有利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中國工人的收入和福利并沒有得到相應的提高，而生產率的提高更多地反映在利潤的增長或者競爭帶來的價格下降，前者利于出口商，后者利于國外消費者。
第三，壓低美國長期利率。
人民幣對美元的剛性以及資本大量流入導致外匯儲備快速增長，中國外匯儲備在今年7月末達到7400億美元，僅次于日本，但其增速已超過日本。由此，中國大量購入美國證券，尤其是長期證券，壓低了美國的長期利率，盡管美國短期利率在聯儲持續的加息步伐中穩步上升。
亞洲對浮動匯率的遲疑，變相地幫助了美國購房者，并刺激了消費需求。準確地說，他們從節節攀升的房價中獲取了巨大財富。美國住宅價格攀升是經常項目赤字擴大的最主要原因。與傳統理論不同的是，美元匯率水平與赤字毫無關系，即使有關系亦十分微小，因為美元的名義有效匯率自2002年以來已貶值25%，而赤字卻持續擴大。
最后，“補貼”的成本由中國獨自承擔。
中國煉油廠虧損嚴重，貿易條件日益惡化，這是向世界經濟變相地轉移財富，其金額已相當之大。雖然在此難以給出精確全面的數字，但我們估計，僅成品油補貼和貿易條件惡化兩項帶來的損失每年約占GDP的2%。
我們的測算顯示，汽油和柴油方面的補貼達GDP的1%，三倍于農民財政補貼預算。進口價格相對于出口價格上升導致的貿易條件惡化，為中國帶來的損失約占中國GDP的1%-1.2%。此外，大規模環境破壞的成本更是難以估量。更為嚴重的是，過低的生產要素價格刺激產能過度擴張，造成資源錯配，為將來產能過剩和銀行壞賬埋下隱患。
中國該怎么辦呢？答案很簡單。第一，使生產要素價格趨于合理化，包括勞動力、能源和其他生產要素；第二，提高匯率靈活度、采取真正以市場為基礎的匯率體制，以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第三，大力促進金融業改革，以增強自身抵御預期中的經濟放緩或者全球性經濟崩盤的巨大影響，并為未來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這些措施——而不是“補貼”——將使中國及全球受益，是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雙贏”。
在能源價格改革方面，東南亞有些國家的經驗值得借鑒。這些國家最近已經或正在取消能源補貼，或使弱勢群體能夠真正享受到補貼。例如，泰國已經完全取消了對汽油和柴油的補貼。印度尼西亞最近宣布提高國內成品油價格，并對困難家庭提供每月10美元的現金補助。
中國急需制定針對農民和低收入者的能源補貼政策，同時提高國內能源價格，使其與國際價格接軌；由“暗補”轉為“明補”，由對全社會的補貼轉為有針對性的補貼。目前的這種補貼使高收入者受益更大——“有車族”獲利多，而且排氣量越大獲利越多。上述有針對性的“明補”，可以采用在國家預算中增加教育和醫療開支的形式。政府應當要求企業為雇員提供基本的勞動保障，應當認識到，生產要素價格過低導致貿易順差增大，提高了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因此，生產要素價格的合理化是以人為本政策的體現，可以縮小貧富差距，也可以降低人民幣的升值壓力，避免外匯儲備縮水。
最后，我們給美國消費者和政策制定者們一個小小的建議：盡量加大儲蓄，如果做不到，就欣然購買中國制造的產品。別抱怨，因為享受目前這種被中國“補貼”的好日子已經不多了。(哈繼銘 中國國際金融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評之評：原因在別處
我非常贊成“中國‘補貼全球(尤其是美國)’”這樣的提法，以及哈繼銘文中的很多重要觀點。
按美國的統計，2005年8月，美國進口商品價格指數同比上升了7.6%，除原油以外進口貨物的價格指數同比上升了1.8%，后者與核心CPI 2.1%的同比漲幅很接近，而從中國進口商品的價格指數同比下降了1.3%。這就是說，中國貨的價格相對于石油以外的國際貨物價格，在過去12個月下降了3.1%。將這樣的數據和中國今年8月出口額同比增長31.9%放在一起看，分明就是降價促銷。
不過，出口價格的持續的相對下降或者絕對水平的高低(假定可以用出口的份額來度量)，與生產要素價格包括環境保護并沒有必然的關系。在國際上，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并不是最低的。從長期統計來看，一國出口價格的變化與勞動力價格的變化沒有什么關系，一國勞動力價格的絕對高低與其出口份額或者貿易順差的水平也沒有什么關系。
事實上，德國和日本也都是出口大國，尤其德國的出口總額和貿易順差是世界第一，而普遍的看法是德國的工資福利太高。德國的高額順差應當認為是過度的勞動保護的結果，這種保護使投資者望而生畏，引起資本凈流出，也就是順差。過度的環境保護當然可以產生同樣的效果。區別在于，資本凈流出在德國是私人投資者的選擇或者說市場行為，而在中國是大量增加外匯儲備的政府行為。德國的情況是市場經濟下的正常情況，而中國的持續高額的“雙順差”是很不正常的。
在一個國家比如說中國的內部，不同地區的勞動力成本差別也是很大的。這不意味著貨物的凈流動是從落后地區向著發達地區，也不意味著落后地區的貨物在相對品質的意義上比發達地區更便宜。無論國際國內，歪曲某些價格都可能導致補貼他人的結果，比如中國人為壓低成品油價格產生了國內消費和出口的歪曲。這與生產要素價格或者其他事情沒有關系。在任何其他情況下，一個國家都可以人為壓低或者抬高某些價格。這是一件與其他事情獨立的事情。
在我看來，“中國‘補貼全球’”與人民幣匯率低估接近于同義語。當然，如果提高了匯率，中國的總體經濟效益會提高，應當導致勞動力價格的上升；反過來說，低估匯率人為壓制了工資。就這層關系來說，匯率是因，工資是果。假定其他關系都不變，在匯率不動的前提下人為提高工資福利，對于出口和供應國內的生產都不利，會引起就業問題和社會總福利的損失。這些意思，和哈繼銘先生的觀點有不少是一致的，也有不一致的地方。
資金利率與勞動力價格問題基本上是一樣的。主要是在去年，中國的利率明顯偏低，但目前的利率難說是偏低，至少也是不那么清楚的。目前的預期通貨膨脹率比較低，扣減預期通貨膨脹因素后的真實利率的絕對水平可能是相當低的，但不一定就是偏低。這個事情與勞動力成本一樣，合適的價格是市場均衡的價格。
除了匯率，勞動力價格、環境保護、補貼和貧富差別問題都是很重要的事情。這里借著礦難保護這個題目將幾件事情串起來說。給定其他情況不變，如果政府不管別的事情，單只硬性提高礦難賠償標準，會產生什么結果？主要的結果應當是礦主降低煤礦工人的工資。這接近于硬性規定煤礦工人必須自己掏錢買高額的人身保險。至于規定讓誰出錢買這個保險，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工資加保險的總水平，是由更深層的原因決定的。深層次的東西不變，你提高這里，他就降低那里。不光是資方在決定事情，還有一個龐大的農民隊伍在那里競爭下井。需要強調的是，下煤礦有相當大的生命危險。那里環境十分惡劣，礦難死亡賠償標準在城里人看起來低得離譜，這些事情煤礦工人全知道，應當是比其他人更清楚。這里有不合理，不公平，但是原因在別的地方。(宋國青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
稿件來源：《財經》雜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