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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陳云提出的一系列要求平反的歷史事件中，最為艱難的是“天安門事件”和彭德懷問題。這是因為這兩大事件的背后，涉及了更為重大的歷史問題。

　　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經歷了千辛萬苦，因為“天安門事件”直接涉及到為鄧小平徹

　　底平反，涉及到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徹底平反。

　　為彭德懷平反，也經歷了千辛萬苦，因為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是要否定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所謂“右傾機會主義”的批判；更重要的是，直接涉及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從發(fā)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文揭開序幕的。姚文元批海瑞，矛頭直指彭德懷！

　　毛澤東曾就《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說了一段“名言”：

　　《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靖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所以，一旦為彭德懷平反，也就意味著“文革”的“開場鑼鼓”是完全錯誤的，也就意味著“文革”必須徹底否定。

　　正因為這樣，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在陳云呼吁為彭德懷平反之后，依然阻力重重。

　　令人震驚的是，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紅旗》雜志編輯部居然還約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的一位成員寫了一篇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文章，題為《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

　　這篇文章不僅批判彭德懷，而且還特別“針對現(xiàn)實”，引用了毛澤東的話：

　　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

　　在作者向《紅旗》雜志交稿時，正是陳云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發(fā)言后的第12天！這篇文章呼吁“特別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不言而喻，是沖著鄧小平來的，是沖著陳云來的，是沖著胡耀邦來的。

　　胡耀邦面對“兩個凡是”派們，曾引用了毛澤東在1965年對彭德懷的三句話，加以反駁。

　　那是彭德懷在1965年即將去四川擔任“三線”副總指揮時，毛澤東約見彭德懷時，曾對他說了這么三句話：

　　“你要向前看。你的問題由歷史做結論吧。也許真理是在你這一邊。”

　　胡耀邦說，這三句話是彭德懷夫人浦安修回憶的，是彭德懷生前對浦安修講的。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當時是這樣講的，他老人家在經過一個時期后總要回過頭來想一些問題。

　　胡耀邦借毛澤東此言，說道：“現(xiàn)在，是該由歷史給彭德懷同志做結論了———歷史已經證明，真理在彭德懷同志這一邊！”

　　后來，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結束不久———1978年12月2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黨校談及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時，這么說起為彭德懷平反的曲折經過：

　　這次中央會議解決了一大批遺留問題，共有十幾個。比如解決了彭老總問題，陶鑄同志問題。

　　我們不搞什么繁瑣哲學。開會的時候，許多同志向我建議，說你那個組織部，彭老總要平反，開一個追悼會吧。我說，好，請你們寫一個悼詞。他們愿意寫，七八天把悼詞寫出來了。寫的當中不敢提高，改來改去評價都比較低。

　　怎么辦？后來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才寫上彭老總是紅三軍團的創(chuàng)立者。

　　把稿子送到小平同志那里，小平同志說，思想還要解放。他說我來改，作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這樣公正的評價。

　　彭德懷悼詞的起草者，便是當時擔任《解放軍報》副社長的姚遠方。姚遠方說，他參加起草過許多軍內領導人的悼詞，改來改去改得最多的，便是彭德懷的悼詞。

　　正因為姚遠方這“軍內一枝筆”，起草了軍內許多重要文件，所以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期間，在陳云提出要為彭德懷平反之后，起草彭德懷悼詞的任務就落在他頭上。

　　姚遠方說，彭德懷的悼詞很難寫，因為一開始就有人提出，應該把彭德懷的“缺點”寫進悼詞！因為這些人總覺得毛澤東當年批判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是對的，批判《海瑞罷官》是對的，所以應該在悼詞中寫寫彭德懷的“缺點”才行。

　　這使姚遠方感到很為難。姚遠方說，他寫過那么多悼詞，從來沒聽說要在悼詞中寫“缺點”的！

　　姚遠方拒絕了在彭德懷的悼詞中寫“缺點”。

　　接著，遇到的麻煩是關于彭德懷的評價。當時有人總以為不能給彭德懷以很高的評價。其實，這也反映出這些人不甘為彭德懷平反的心理。

　　關于彭德懷的評價，改來改去，就如胡耀邦所說的那樣。最后還是鄧小平親自出馬，作了“國內和國際著名的軍事家和政治家”這樣公正的評價。

　　(文／葉永烈 摘自《1978：中國命運大轉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