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昔日不可一世的戰爭罪犯，終有一天接受正義的審判。東京的遠東軍事法庭及歐洲紐倫堡的軍事法庭的審判，為后來對犯有戰爭罪的罪犯的懲罰建立了一個很好的框架

　　“有文章說，當時東京帝國飯店是高層建筑。其實，那是一幢地下三層地上三層，形似烏龜的深褐色大樓。東京大審判期間，盟軍高級人士及國際軍事法庭各國法官及檢察官就住在那里。”高文彬針對一些報道出現的錯誤更正道。

　　從翻譯到檢察官秘書，高文彬幾乎經歷了審判的全過程。他說，遠東軍事法庭庭審的進行以及判決結果，對戰后日本與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對這樣重大的歷史事件，不應攙雜任何不負責任的想象。

　　他向《中國新聞周刊》提供的書面材料顯示，共計28名日本甲級戰犯在東京接受了審判(乙、丙級戰犯分別在各受害國法庭進行審判)，其中有日本前首相4人，前外相2人，海、陸軍高級將領十幾人，前大使數人。其中，在中國東北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土肥原賢二及板垣征四郎，以及對“南京大屠殺”負有主要責任的日本華中派遣軍總司令松井石根都在其中。

　　遠東軍事法庭是根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和1945年12月舉行的莫斯科會議設立的，在此前的歐洲，美、蘇、英、法等國正進行著一場清算德國納粹的軍事審判。

　　審理歷時兩年零六個月，開庭818次。美國、中國、英國、蘇聯、加拿大、澳大利亞、法國、荷蘭、印度、新西蘭、菲律賓等11國法官參與審理，每國一人。檢察官數量與法官相同。法庭庭長為澳大利亞韋伯爵士，美國律師季楠出任檢察長。據高文彬回憶，中國法官梅汝王敖、檢察官向哲浚與其他同盟國官員相處得很融洽，韋伯甚至主動聲明，大家最好不要叫他“爵士”，那樣顯得太生分了，而叫他“老韋”。

　　盡管如此，法庭開庭前依然發生了一場座次之爭。

　　庭長韋伯居中坐。他希望英國和美國法官坐在他的左右手。梅汝王敖主張座次以受降簽字的先后為序，并幽默地提議道：“如果庭長和大家不贊成這個辦法，我們不妨找一個體重器來，看看個人的體重是多少，然后按照它來安排席位。”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1946年5月2日，開庭前最后一次排練。韋伯依然故我，并稱“這是經過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同意的。”梅汝王敖當即提出抗議并表示不參加預演。最后，韋伯接受了梅法官的意見，座位按受降國簽字順序排列。

　　“在任何國際場合，爭席次、爭座位的事總是難免的。這不是個人的私事，而是關系到國家地位和榮譽的大事。”梅汝王敖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一書中這樣寫道。

　　據高文彬回憶，在遠東軍事法庭的審理中關于中國部分的重點有二：一是日本策劃“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長驅直入華北、內蒙古；二是致使30萬同胞死難的“南京大屠殺”。由于大屠殺證據確鑿，所以辯論的焦點集中在土肥原和板垣應否被處極刑。

　　1948年11月4日，法庭開始宣讀判決，歷時8天。最終，包括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等7名劊子手被處以絞刑；南次郎等16人判無期徒刑；東鄉茂德獲有期徒刑20年，重光葵獲有期徒刑7年。

　　與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判處納粹虐殺猶太人等行為是反人道罪不同，遠東軍事法庭對于“甲級戰犯”的55個訴訟原因中，只有三個跟反人道罪有關，而且還把普通戰爭罪和反人道罪籠統在一起。個中原因，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任教的日本學家赫伯特·比克斯在其所著的《真相 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一書中這樣解釋道：

　　“蔣介石的‘抗日戰爭公私損失調查委員會’1938年以來收集了大量關于中國戰爭傷亡人數的數據，可是中國政府決定不把這些數據交給IPS(遠東軍事法庭的國際檢查局 記者注)。它也沒有追究日本對平民強征勞工，在華北進行的‘殺光、燒光、搶光’活動(三光作戰)以及毒氣的使用。由于這些“反人道罪行”(使用毒氣除外)大多數是發生在共產黨的根據地，所以蔣介石對其是漠不關心。”

　　赫伯特在書中介紹，印度法官拉德哈比納德·帕爾是遠東軍事法庭“政治上最獨立的人”。帕爾對所有被告的所有指控均宣布無罪。對此，赫伯特解釋說：“帕爾曾是親軸心國的印度民族主義者錢德拉·鮑斯的支持者，一個為時甚久的親日派。”

　　在遠東軍事法庭審判日本甲級戰犯的同時，1945年12月，中國國民政府分別在南京、上海、北平、漢口、廣州、沈陽、徐州、濟南、太原、臺北等地設立了10所軍事法庭。

　　這10所中國軍事法庭從1946年4月至1949年1月，共受理乙、丙級戰犯案2200余件，審判日本戰犯517名，其中判處死刑者148名，無期徒刑者81名，有期徒刑者229名，釋放59名。當時，中國共產黨為處理日本戰犯也設立了戰犯調查委員會。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仍關押著一些日本戰犯。1955年底，中共中央指示“寬大處理日本戰犯”。此后，中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分三次發布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決定書，對101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另對45名日本戰犯起訴審判，分別判處12年至18年有期徒刑，對表現好的還予以減刑或提前釋放。被寬大釋放的日本戰犯很快回到日本，其中一些人投身到了中日友好的活動中。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李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