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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中有不少精于中國事務的“老手”，對中美關系、特別是對中國政治和社會有深刻的了解。但是，由于他們大多出身于中國開放和經濟崛起之前的“舊時代”，所以其對華政策思維和眼界，往往受到過去經歷和意識形態的限制。假若再被貼上“親華”的標簽，那就更難有所作為。
最近兩年，布什政府中出現了一小批有別于老式“中國通”的“新手”，不僅別開生面，很有生氣，而且其視野、思維和言行風格也令人刮目相看。其中，有兩個人先后被延攬入閣，進入白宮最高決策機制：其一是前第一副國務卿佐利克，其二是目前正在北京訪問的財政部長保爾森。
與中國交往的財經背景
去年1月，佐利克從貿易談判代表的位置上被國務卿賴斯請入國務院，主管中國和東亞事務。短短八個月之后，他便與中國第一副外長戴秉國展開了雙邊戰略對話，并在一次對華政策演說中，提出了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對中美關系發揮了相當積極的影響。
今年6月下旬，享有“對華政策沙皇”美譽的佐利克宣布辭職。對此，筆者曾在《中美對弈，獨缺一人》的評論中表示惋惜，并對中美未來交往能否保持平穩提出了擔憂。的確，從近三個月以來的情況看，佐利克所留下的中美戰略對話的真空至今還沒有填補，國務院團隊中也沒有出現一個類似的重量級決策人物。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在正統的外交團隊之外，竟然冒出了一位響當當、超一流的“中國通”，他就是剛在7月份才進入布什內閣的財政部長保爾森。
與佐利克一樣，保爾森也出身于財經界，并在這種背景下與中國社會的上中下層，進行了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接觸。與傳統的“中國問題專家”相比，保爾森并沒有接受過相關的訓練，但其政治嗅覺和外交敏感度都毫不遜色。
作為高盛投資公司的主席和總裁，保爾森曾經訪問中國超過70次，其見識和思維與快速發展的中國完全同步。可以說，他是在現實里、而不是在紙面上和想象中與中國人打交道。難怪他對中國的了解比一般外交家更為全面、真切和深刻，觀察中美關系的視野也更加開闊，態度更加務實。也許，他的政策思維還有可能超凡脫俗。
首屈一指的中國政策權威
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保爾森為此次中國之行所做的準備和鋪墊，比國務院的外交官們更為宏觀和周到，甚至比臺面上的老牌政治人物更有政治智慧。
在離開華盛頓一個星期之前，即9月13日，保爾森在華盛頓特別就中美關系(不單是經貿易)發表了一篇政策性演說，以此作為此次訪問的基調。
他重申了佐利克“利益相關者”的概念，支持中國在國際金融和貿易體系中發揮領導者角色。他反對在人民幣幣值問題上對中國一味施壓，認為雙邊貿易糾紛并非是兩國之間的爭執，而是各自國內保護主義與自由貿易勢力之間的分歧。
他還強調，此次在北京要傳達的信息就是“祝中國成功”，強調華盛頓不應擔心中國會超越美國，反而應擔心中國的開放與發展局面出現停滯。
在新加坡出席IMF和世界銀行大會期間，保爾森繼續為訪華行程做氣氛上的鋪墊。在被媒體問及人民幣問題時，他說中國已經是世界第四大貿易體，若其他國家試圖決定中國的匯率，那會顯得“自大傲慢”。
在離開新加坡之前，他獨自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舉行晚餐。此后，他以非同尋常的政治姿態，首先前往杭州，在周恩來當年會晤基辛格的西湖賓館，與他的老友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舉行會晤。
不論是以初入政壇的“淺薄”資歷來衡量，還是以財長身份來看，保爾森的上述政策言論和十足政治家意味的行程安排，都已經超出了人們的想象。環顧美國政壇上的眾多高官，除了保爾森之外，大概不會有另外一個人能夠以如此諳熟中國政治的行為方式，來苦心經營和履行自己的職責。
國務院的角色相形見絀
在主觀上，保爾森在對華外交上應該毫無越俎代庖的意圖，但在客觀上，他的這些表現確實使國務院的角色相形見絀。對中美整體關系來說，這應該是一個好事。
當前的中美經貿關系正變得日益復雜，在兩國交往中的分量也越來越重。美國需要保爾森這樣善于與中國打交道的重量級決策人物，無論是以什么身份走到中美外交的前臺，都是順理成章的。只是很可惜，在國務院，保爾森還缺少一個像佐利克那樣的搭檔。
保爾森此次在北京訪問第一天，便與中國副總理吳儀宣布啟動“經濟戰略對話機制”，這不只是兩國副外長級戰略對話的擴展，更是這個對話機制的提升。根據安排，吳儀和保爾森將每年舉行二次經濟戰略對話，兩國國家元首將分別出席。其層級和重要性，已經超越了佐利克和戴秉國之間的對話機制。
在此必須強調的是，兩國開展經濟戰略對話的建議，是保爾森就任財長不久之后，向布什總統提出的。布什隨即在8月21日打電話給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正式向中方提出這一倡議。在對華決策中，保爾森在布什政府中的影響力，由此可見一斑。
在華盛頓政壇上，類似保爾森這樣的新式“中國通”，現在還是為數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中美經貿利益的重疊越來越普遍，具有豐富的“中國經歷”和中國背景的新時代官員，將會不斷地嶄露頭角。這是美國利益所需，也是中國崛起之必然。
(摘自新加坡《聯合早報》；作者：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