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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新國籍法的通過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然而印尼華人卻不敢輕言慶祝，多年擔驚受怕留下的心理陰影，難以被這一縷姍姍來遲的陽光驅趕殆盡
文/馮亦斐 段海燕
7月11日，印尼新的《國籍法》在國會得到通過。新法摒除了對“本土人”和“非本土”人的區別對待。該法規定：凡出生在印尼并從未接受過他國國籍的人，自動成為印尼公民。
東南亞媒體評論說，這標志著包括華族在內的印尼少數族群不會在國籍問題上受到種族歧視，“今后他們跟所有印尼本土人一樣，都被當成印尼人”。
“很多華人社團領袖都很高興。現在印尼華人已經不再需要出示國籍證來證明自己的印尼公民身份。”印尼蘇北華裔總會福利部委員陳民生對《中國新聞周刊》說，“在過去，這是印尼華人的噩夢。”
在人口2.2億的印尼，華裔占總人口的3%左右，華裔向來在國籍問題上遭遇歧視，在政府事務中經常被刁難，而一些重要的政府職位通常保留給印尼本土人。印尼棉蘭一位華裔青年漢瑞克·蘇帕拉蒂對本刊記者說：“這(新《國籍法》)是送給印尼華人的一份禮物，是政府為過去的不公正做出的道歉。”
擔驚受怕的“二等公民”
1954年之前，剛剛獨立的印尼政府實施較為寬松的政策，外僑如果不在一定期限內向政府有關部門申明保留原籍，則自動轉為印尼國民。而到了1954年，這一情況發生了轉變，國籍政策開始試行主動制，外僑想加入印尼國籍，要向政府機關提供各種證明材料，還需要交納高額費用。
1958年7月，印尼頒布了《關于印尼共和國國籍的1958年第62號法令》，以血統種族原則代替國際普遍承認的出生原則。根據這個法令，擁有印尼護照和出生證的華族人士在辦理各種證件或手續時必須出示國籍證，而且還要支付相當數量的費用。
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所長莊禮偉告訴本刊，印尼國會當年制定含有嚴重歧視華裔內容的國籍法，有內外兩方面的原因。當時，印尼與中國關系惡化，印尼指責中國“輸出革命”，而在印尼的華人很有可能是“第五縱隊”。后來，兩國關系改善，但中國方面以第三世界團結大局為重，采取息事寧人的態度，但這并沒有促成印尼華族境遇的根本改善。
而在另一方面，印尼華人中的一部分富人與印尼權貴官商勾結牟取暴利，導致華人在印尼社會中形象不佳。為平息民憤，蘇哈托政權制造出種族議題，縱容“華人在偷盜印尼財富”的種族主義言論，將矛頭對準華人。事實上，與蘇哈托家族和印尼高官關系密切的華人富商并未受到打壓，反而是華人中下階層受到了牽連。
由于“華人有錢”的印象深入人心，印尼官員便有了借“國籍證”榨取錢財的念頭。而印尼華人軟弱且缺乏團結，很容易就成為了被敲詐、欺負的對象。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印尼棉蘭華人社團領袖對本刊記者說，該社團以前通知過當地華裔，如果有人或者官員要求他們出示國籍證來證明自己是印尼人，就向社團匯報，社團將會著手處理。
“但是華人太害怕了，他們寧愿多交些錢也不愿惹麻煩。他們認為，向社團報告會給他們帶來新的麻煩。”這位華人領袖說。
印尼華裔社團領袖許天堂在其著作《政治漩渦中的華人》中，把華人比作印尼社會的“奶牛和替罪羊”。
在印尼，華人善于經營，經濟狀況普遍比印尼本土人士要好，但華商在經濟上的富卻并沒有能夠帶來政治上的強。從荷蘭殖民時期開始，華裔從政就受到很多限制，沒能在政府和國會中得到相應的發言權。
陳民生告訴記者：“只要有排華事件發生，就一定會有政治上爭權奪利的背景。”
1998年的大規模排華活動達到了一個恐怖的頂峰，殘酷而赤裸裸的種族暴亂不僅給華人帶來了巨痛和重創，也給整個印尼社會帶來嚴重損失。華人對前景信心索然，很多人選擇逃離印尼。
“我們是如此地擔驚受怕。我們甚至害怕一些壓根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漢瑞克說，“我們所要求的，僅僅是過自己的生活，沒有尖叫和恐懼。”
艱辛的和解之路
1998年排華事件發生后，華人資本的撤離，對于剛剛經受了東南亞金融危機重擊的印尼可謂雪上加霜。
此時，整個印尼社會開始進行反思。
“政治上，華人沒有和經濟相適應的力量來保護經濟利益。印尼民主化之后，總體情況開始有所改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尚前宏對本刊記者說，“特別是在瓦希德執政后，在改善華人處境方面有很大的動作。可以說，今天《新國籍法》的通過在一方面是瓦希德政府推動的結果。”
1999年10月，瓦希德當選印尼總統，這位自稱有華人血統的穆斯林領袖對華人社會態度親切。在瓦希德的倡導下，印尼取消了一些歧視華人的法規。在2000年春節前，他送給了華人一份賀年禮，允許華人可以不需要申請就能公開歡度農歷新年。
瓦希德曾經在一個記者招待會上動情地說：“我的一個朋友被迫改自己的姓，他選擇印尼文‘Nagaria’這個字眼，意思是‘笑龍’，我告訴他這是錯的，因為龍是不會笑的，所有的龍都是氣呼呼的。還有一個朋友把姓改為‘Amil’，他兒子班上的老師問，你這個華人為什么會有個印度的姓，孩子回家向爸爸哭訴，這位朋友就來問我：‘我對印尼做出很大貢獻，為什么我連自己的華人姓氏也不能用？’我向他保證，我的政府一定會改變所有反華人的政策！”
瓦希德政府雖然好景不長，但他之后的歷屆政府也都做出了努力。梅加瓦蒂政府在2002年將春節定為全國公共假日。而在蘇西諾政府里，國會國籍法草案特別小組各派在去年11月份就取消歧視華族居民的國籍證問題達成一致。
“印尼新《國籍法》取消了歧視華人的條款，這首先要歸功于印尼的民主轉型。” 莊禮偉說。在民主政治環境下，印尼華人有了組黨、結社、團結自助的權利，能夠和平地向印尼政府表達意見，推動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而在民主政治環境下，盡管種族主義也有一定的生長空間，但總的來說，多元文化、多元族群政策的生長空間要好于種族主義的生長空間，政府施政也趨向于追求理性與和諧。
“也許政府意識到了印尼華人對這個國家所做出的重大貢獻。”漢瑞克說，“華裔印尼人掌握了這個國家90%左右的經濟。你可以想象，如果華人帶著全部資產離開，印尼將會產生怎樣的后果。”
莊禮偉認為，中國與印尼關系的不斷改善，以及中國政府對海外華僑、華人的權益越來越重視，也是印尼取消對華人歧視條款的重要原因。
遲疑的歡呼
“現在就慶祝勝利為時尚早。” 本刊采訪的那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華人社團領袖說，“在這項法律通過后，政府應該推出具體的實施程序，使國籍法得以貫徹。沒有具體的實施辦法，這項法律本身并不能帶來實質的變化。”
7月16日，印尼國會國籍法案專案小組委員會主席斯拉默提呈報告指出，新《國籍法》將全面取代1958年制訂的《國籍法》，以便廢除所有在性別和種族方面的歧視。他表示，政府必須盡快制訂相關條例，并且最遲在六個月內開始執行這項新法律。
陳民生所在的印尼華人總會計劃在最近組織一次說明會，幫助華人了解新《國籍法》。該社團并不計劃組織慶祝活動，“如果慶祝或者表現出較大的反應的話，會引起一些政客的懷疑，可能會對我們采取一些監視的措施。”陳民生說。
華人社團現在仍有擔心。一位華人領袖說，政府有可能推遲政策的實施程序，或者重新定義它。因為政府還需要聆聽公眾對這項法律的意見，如果有動亂或示威活動要求取消這項法律，具體實施辦法的制定就會被政府延遲。
莊禮偉認為，目前印尼華人在經商、從政、生活、出行方面，仍不得不面對一些有形或無形的歧視。例如，印尼軍方尚有一個華裔事務協調理事會，該機構是在假設華裔對國家忠誠度有問題的前提下成立的；對中國和華人采用“支那”和“支那人”的歧視性稱呼還未正式取消；在教育方面，對華裔學生的不公平對待依然存在。
不過，“有這樣的法律，以后華人的地位會慢慢有所提高。”陳民生說。
新《國籍法》還放開了之前對華人參政的諸多限制，允許華人擔當政府要職，其中包括參與總統競選。
“現在是印尼華人參政的時候了。”一位華人社團領袖說，“這項法律的通過，為印尼華人和其他族裔提供了一個巨大的機遇。”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