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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之后，西方應該認真尋找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而不能簡單地把一切歸于伊斯蘭極端主義

　　自從布什上臺以來，從他嘴里出來的“危險詞語”就一直不斷。從911之后的“十字軍東征”，到后來的“邪惡軸心”，再到日前的“伊斯蘭法西斯主義”，體現出布什總統思維中的某種一貫性，借用亨廷頓的話來說就是“文明沖突”的世界觀。

　　1993年夏，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提出，冷戰后，世界沖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識形態，而是文化方面的差異，主宰全球未來的將是“文明的沖突”。雖說這一理論遭到了包括美國學者在內的廣泛批評，但卻并沒有因此就喪失其“理論魅力”，倒是美國的大小政客對其“禮遇有加”，認為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心里話”。

　　然而，這一謬誤的“文明分野”在美國卻有著相當的社會基礎，美國政治生活中具有著深厚的宗教色彩，從而對其他文明形式的宗教存在著一定程度的誤解或偏見。

　　冷戰結束以后，隨著意識形態因素的淡出，美國社會的宗教色彩更有日益濃厚的趨勢。2000年總統競選期間，高達70%的人希望他們的總統“篤信宗教”。在競選時，有人懷疑小布什僅僅把宗教當做一種撈取選票的工具。對此，老布什回應道，“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圣經》讀了不止四遍。”因此，小布什說，“我之所以能到白宮，全靠禱告的力量”，“耶穌是我的政治學老師”。

　　了解了上述背景，就比較容易理解布什總統的那些極端言論了。布什總統將世界劃分為黑與白、善與惡、正義與不義界線分明的、不共戴天的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布什總統的這種“伊斯蘭恐懼綜合癥”，對美國處理與伊斯蘭國家的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點早就被很多西方媒體和政要看得十分清晰：美國前國務卿奧爾布萊特就說過，美國總統布什的宗教偏執導致美國的對外機構處境更加艱難。2005年11月，英國查爾斯王子在對美國的訪問中就公開表示，他試圖說服布什總統不要因為911事件對伊斯蘭教國家采取激烈對抗的政策，而應以包容的態度了解伊斯蘭教的教義與文化。這也正彰顯著一個事實，就是在一系列的恐怖事件之后，西方應該認真尋找恐怖主義的真正根源，而不能簡單地把一切歸于伊斯蘭極端主義，相反應該反思自己的對外政策。

　　事實上，小布什這種“文明沖突”式思維，對于美國國家安全是有著相當負面影響的。它實際上正在將美國帶入一條危險道路，就是將可能團結到反恐戰線上的伊斯蘭溫和人士逐漸推到敵對的一面，這樣無疑壯大了恐怖的勢力，也使得亨廷頓“文明沖突”的預言在某種程度上變為現實。這樣的一個危險后果，就是可能爆發西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全面沖突，用哈佛大學歷史系教授尼爾·弗格森的話來說，就是“新的世界大戰就在眼前了”，這也成為了最近西方媒體討論的一個熱門話題。雖說有些危言聳聽，但也發人深省。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作者：張家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