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培根：軟環境制約科技人才的創造力

　　“要把中國建設成創新型國家，首先要從創新人才培養做起。”

　　從黨的十七大到今年兩會，全國人大代表、華中科技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李培根一直在思考與創新人才培養相關的若干問題。他認為，從國家的角度而言，創新人才培養不僅需要構建多層次的創新人才體系、需要良好的創新教育生態，最重要的是需要創造一個有利于創新人才生存的軟環境。

　　對我國科技人員所處的現實環境，李培根心如明鏡。

　　問題一：官本位現象扼殺了部分科技人員的創造力。行政化、官本位的傾向已經嚴重影響到我國學術界或科技界，一些年輕有才華的科研人員為了謀求科長、處長這樣的一官半職，寧愿放棄自己原本學得不錯、干得也很棒的專業。

　　“這顯然不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只能說明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生存環境存在著某種問題。那就是，當領導一定比潛心做學問更有好處，同時還可以利用手中的權力謀求更多的資源。”李培根指出，“如果過多的優秀青年科技工作者都在謀求當官，對于創新人才的成長和培養絕對是弊大于利。”

　　問題二：不良風氣迫使科技人員從事過多的非學術活動。當前，我國學術界存在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一些學術帶頭人要把很多的時間花在學術之外的“公關”活動上，甚至花在某些庸俗的活動中。

　　李培根認為，這種風氣帶來的直接后果：一是浪費了很多優秀科技工作者的精力，使他們難以做出大的創新成果；二是對于某些不善于公共關系但有創新能力的學者，他們甚至難以獲得本來應該得到的課題，自然也難以取得本來應該取得的創新成果。這兩種情況都制約著創新人才的培養。

　　問題三：收入與課題費掛鉤嚴重制約科技人員的創新活動。將科研人員的收入與其所爭取來的課題費掛鉤，是目前各大學、科研機構為穩定科技人才隊伍、提高科研人員收入普遍采用的措施之一。然而許多有識之士發現，這種措施對于科技創新的作用似乎很有限，具體表現在國家、地方科研項目的數量和經費投入逐年大幅度增加，然而創新尤其是原創性成果增長卻不明顯。

　　“只有極少數的科研人員能夠憑著個人興趣進行科研活動，更多的人要受到單位、個人多重任務的局限，甚至是利益的直接驅動。一個很容易見到的現象是許多科研帶頭人，頻繁地撰寫各種課題建議書、申請書，還要東跑西跑拉關系。爭取到課題后，又不斷地應付一系列的檢查、驗收。”李培根說，“如此這般，科研人員能有多少時間讓自己真正潛心下來做研究，又如何能夠拿出創新性的成果？”

　　他承認，簡單地取消科研人員的這部分收入，目前肯定還不可行，但是如何從總體上把相當于這部分的收入固化到薪酬之中，恐怕是需要解決的問題。

　　“作為科學工作者，理所當然地要堅持解放思想，要尊重科學的規律，要敢于說真話，這不僅是一種態度，更是一種責任！”李培根代表認為，從構建創新人才培養體系的角度而言，改善創新人才的生存環境和氛圍是當務之急。但是某些不正常的現象一旦成為普遍通行的規則，治理起來也不可能輕而易舉。目前軟環境的治理和改善是最困難的，僅靠大學、科研單位自身恐怕遠遠不夠，需要政府出面，政府、學校、科研單位聯手進行系統治理。

　　劉經南：打通科研院所與大學間壁壘

　　“我這個提案的主要核心是如何培養高水平的創新型人才。”

　　武漢大學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劉經南是十一屆全國政協的新委員。第一次參加兩會，他帶來了一份經過反復斟酌修改的提案——《加快建立研究型大學與中科院的研究所之間的有效科研合作機制》。

　　他認為，“中科院和研究型大學是我國兩支最主要的知識創新和科技源頭創新的力量，但是長期以來由于缺乏健全有效的合作機制，目前這兩支力量都處于各自為戰的狀態，造成彼此資源不能很好共享，不僅影響了高水平人才的培養質量，也不利于研究型大學迅速提升競爭實力。”

　　他將兩支力量的現實狀況做了一個簡單的比較：

　　中科院系統的研究所科研力量強、科研設施好、學者水平高，同時國家任務多、國家支持力度大，科學院內部的相關研究所也能夠通過整合進行一些重大聯合攻關。但也存在缺少生源，師生互動面少，多元文化交流少等問題。

　　研究型大學一般都是綜合性大學，學科多，高水平教師多，有著多元文化交流互補和師生廣泛交流互動的科研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容易激發老師和學生的探索欲望和創新靈感。但科研基礎設施較差、科研團隊小，團隊作戰意識相對較弱，缺少大項目牽引。

　　“我考察過很多發達國家的科研機構，他們大多采用科研院所與大學聯合開展科學研究的方式。很多國家級科研院所、包括航天、地球科學這樣一些國家重點實驗室大都設在大學里，大學老師可以在實驗室兼職，科研人員也可以在大學上課，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中做課題、做研究，成長很快。”劉經南委員說，“從長遠來看，大學寬松的氛圍更容易產生原始性創新成果。我想促進這兩支力量的結合，特別是制度性的結合。”

　　為此，劉經南提出4點建議：

　　中國科學院所屬研究機構可從制度上鼓勵其學者到大學兼職，成為大學教授，承擔向本科生、研究生授課任務。這既有利于學生獲取其不同于一般大學老師的學術思想和思維方式，也有利于學者在與學生互動中激發創新靈感，同時可從學生中發現創新性人才。此外，研究型大學也要從制度上鼓勵高水平教師到科學院兼職，參與或從事合作科研。

　　從長遠來看，科學院培養研究生的任務應放到大學里進行，多元文化和多學科環境更適合學生成長成才。學生的科學研究、學位論文在中科院的學者指導下開展，學生的學位由培養大學頒發，相應知識產權可歸科學院和導師、學生共有，學校在協議框架下共享。

　　國家要支持研究型大學與中科院建立聯合科研機構。這種機構可采用新的機制，是開放的，同時為大學、中科院和其他單位提供研究場所和研究設備，這有利于學科交叉、資源共享和創新人才培養；同時其組織構架又是柔性的，它隨著問題、任務和需求的變化，其人員、研究團隊都流動變化。

　　科技部應該探索推進新的國家實驗室、國家重點實驗室以這種聯合方式建立。這種新型科研機構可包含有相應固定的行政服務單元，同時根據任務、需求變化，每隔一定的周期選擇某位首席科學家來輪流負責組織整個機構的科學研究、學術和行政運行。

　　“我國面臨建設創新型國家和人力資源強國的歷史任務。為完成這一歷史使命，如何促進這兩支力量的強強聯合、資源共享是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劉經南強調說。

　　饒子和：領軍人才在解決實際問題中誕生

　　全國人大代表、南開大學校長饒子和院士剛剛利用寒假，走訪了包括斯坦福、哈佛、普林斯頓、哥倫比亞等幾所世界著名學府。這是繼去年把教師招聘會開到英國牛津大學之后，南開大學再次赴海外名校招募師資。

　　但是美國名校之行后，饒子和最大的感受是這些學校為美國的整體發展、為各自所在區域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比如說，沒有斯坦福就沒有硅谷。”

　　他了解到，早在19世紀初，美國一些著名的教育專家就提出，高校應當積極發揮人才優勢，努力解決地方發展中的實際問題。譬如，美國斯坦福大學從建校之初就提出“學以致用”和“學術尖端”的辦學思想，強調立足區域、服務社會。1951年，該校集中人才和技術資源，創建了斯坦福科技園區，后來逐漸擴展形成“硅谷”，并輻射整個舊金山灣區，成為集聚高端人才、轉化科學知識、創新先進技術、推動區域發展的重要平臺與載體，支撐了美國經濟持續增長，甚至還引發了全球信息技術革命。

　　據粗略估計，在過去50年中，“硅谷”中由斯坦福的教師、學生和畢業生創辦的公司達1200多家，50%以上的“硅谷”產品來自斯坦福大學校友開辦的企業。在此過程中，斯坦福大學逐漸由一所區域性的“鄉村大學”，發展成為全美國乃至全世界最好的大學。現在斯坦福還鼓勵教授每周有一天時間去硅谷的公司做顧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一所大學能否成功，關鍵的因素就是其是否具備融入社會建設、推動區域發展的能力。換言之，高校除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外，還要切實為國家和區域經濟建設提供智力支持、人才資源和技術支撐，并培養高質量的創新人才。”

　　饒子和說，南開大學也要緊緊抓住濱海新區開發這一歷史機遇，爭取成為天津灣區的斯坦福。

　　其實，從2006年5月饒子和擔任南開大學校長開始，正在朝這一方向努力。2006年10月，南開大學在全球范圍內公開選聘14位院長，上百名海外留學工作背景的領軍型人才應聘；2007年12月，科技部與天津市共建的“天津國際生物醫藥聯合研究院”破土動工，饒子和受聘為首任院長；2007年3月,南開大學推出本科生留學“百人計劃”，即每年公派100名優秀本科生到國外一流大學師從一流導師攻讀博士學位，讓最好的本科生學成歸來后成為母校的教師；全國兩會前夕，在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院任教的7位青年華人科學家，決定集體到南開大學任教，其中一個為教育部長江學者……

　　饒子和不愿提建設一流大學，他說一流大學是別人認可的，不是自己喊出來的。

　　他認為一所名校的創新，無論是在管理機制還是教學方式上，首先要做的是繼承，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再談創新。辦大學不能跟風，要有各自的特點。就像南開大學，張伯苓校長提出“允公允能日新月異”，這已經成為南開文化底蘊的一部分，南開大學的創新就是在此基礎之上。

　　鐘志華：“四輪驅動”培養人才

　　“4×4”、“4WD”，越野車上的這些標識是什么意思？熟悉情況的人會告訴你，這就是“四輪驅動”，也就是指汽車前后輪都有動力，這樣一來，汽車的行駛能力大大得到提高，也更能征服崎嶇坎坷的路面。

　　“我們推行的教學改革，實行新的本科生創新人才培養方案，遵循的也是‘四輪驅動’的理念。”全國政協委員、湖南大學校長鐘志華說，他把本科生應具有的四個方面的能力，即綜合素質、基礎知識、知識應用能力和工程能力看作是汽車的四個輪子，“這四個輪子都應該很好地驅動”。

　　鐘志華委員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也是我國汽車研究領域最年輕的院士。他的這一教改靈感正是來源于他的專業。他說，對于越野車而言，每個輪子都要轉起來，有一個不能轉，越野車的越野能力就要差一些，“同樣，如果學生缺少某方面的能力，競爭性也要大打折扣。”

　　在他看來，本科生培養所要實現的“四輪驅動”，每個輪子各有作用。

　　第一個輪子綜合素質包括思想素質、身體素質、心理素質、交往能力等基礎素質，“這是作為人的基礎性培養。”

　　第二個輪子基礎知識，包括人文基礎知識、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和專業基礎知識，“這些知識可以為創新打下基礎。”

　　第三個輪子動手能力，就是要經常下實驗室，自己動手操作，鍛煉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不能老師說什么你就相信什么，你要通過實驗，轉化為自己的東西。”

　　第四個輪子則是為走向工作崗位而準備的能力和素質，通過實習和社會鍛煉等方式，了解實際工作所應具備的能力，“這樣可以與實際工作更好地對接。”

　　鐘志華說，大學本科4年，學校將每年依次側重以上四個方面進行培養，“目前在教改方面已經進入了實際操作的層面，在課改層面也在進行改革。”

　　而他這種“四輪驅動”人才培養觀，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培養基礎扎實、具有創新思維和能力并能適應社會需求的人才，而這其中，他又最看重創新思維和能力的培養。“作為985工程重點建設的高校，我們應該為國家培養出具有自主創新能力水準的高水平人才。”

　　據了解，他這次帶了6份提案參加兩會，其中就有兩份提案談“如何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

　　而他本人也在親身實踐著這種培養理念。2007年12月，他向湖南大學全校本科生發出“招賢榜”，以期吸收優秀的本科生進入自己的國家級科研項目“中國高水平轎車自主開發能力建設項目”。

　　他在項目內專門設立了“畢業設計團隊”，確定了20余個畢業設計方向，涵蓋設計、制造、電子、材料、石化、金融、服務、文化等方向，本科畢業班的學生均可在導師的指導下，報名參加。對于入選該項目的學生，他將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確定培養方案。

　　“我希望通過這個案例，明確今后應該用怎樣的思路開展畢業設計，用怎樣的方式來培養適合社會需求、適合行業需求的高層次、創新型人才。”鐘志華說。 (記者 謝湘 堵力 李新玲 葉鐵橋)